水墨神韵抒写西域情怀——李志天和他的山水人物画

2008年5月24日,在新疆举办的“名家书画义拍赈灾活动”中,新疆军旅书画院副院长、著名山水人物画家李志天捐赠的8尺对开作品《秋风古楼兰》以3万元成交．成为该场活动拍价最高的国画作品。藏家单位的代表说,近年来,李志天的画作艺术品位和市场价格快速攀升,已经成为全国众多藏家看好和追捧的新疆画家之一。     

季节性的济贫恤穷行政:宋朝社会救济的一般特征

宋朝社会救济事业发达 ,救济范围空前广泛。由于传统农业经济的季节性波动 ,使得宋朝的济贫恤穷行政往往呈现出季节性特征。内容主要包括春夏两季的医疗救济、冬季的饥寒救济和春季匮乏的救济。这些救济事项在中国古代社会救济史上处于较高水平 ,但仍属于传统的被动性的救济。这是宋朝以至中国古代社会救济的一般特征 ,也是与现代社会救济和社会保障的主动性救济相区别的一个重要标志。尽管与现代社会救济相比 ,宋朝社会救济仍未脱离传统社会救济的统治者恩赐性质 ,但在救济属性上已发生了较大的改变 ,即更为注重救济的实效性 ,而非救济的象征性。如果说以先秦时期为代表的社会救济传统更多属于“礼”的范畴的话 ,则宋朝的社会救济无疑更多地属于制度的范畴     

论行政许可监管不力的法律救济

行政许可制度究其根本,体现的是国家对特定领域的管理控制以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生产创造的自主性的平衡。行政许可的设置关系到公共安全、社会秩序,也关系到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基于它的重要性,《行政许可法》第八十一条规定行政机关应当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擅自从事应当依法取得行政许可的活动予以制止,并给予法律制裁。囿于法律的笼统规定,在现实中,行政机关的这项监管职能往往不能落到实处,也造成了相对人寻求救济时无从下手。本文拟对行政机关行政许可监管不力的责任追究问题进行定性分析,以期为相对人寻求法律救济提供有效路径。     

近代灾荒救济史研究综述及展望

近来随着严重自然灾害的频发,人们又再一次重视资源、环境、灾害和社会发展之间的问题。灾害的救助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或者政府来说都是国家建设发展的长期任务。了解近代社会的救灾措施,对于现如今提高抗灾、救灾的社会能力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学界对于灾荒史和救荒史的研究成果颇为丰硕。本文主要从宏观与微观两个方面对灾荒救济史进行梳理。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在研究的视角、对象、主体和深度上都需要进一步的拓展。     

中国红十字会经费问题浅析(1912-1937)

中国红十字会主要的财源有三：捐款、会费、政府补助。其中捐款是该会最为重要的经费来源,因此为何募款及如何募款便成为该会在募捐时相当重视的议题。在募款的理念上,同胞爱、积功德乃至人道主义,都曾经被提及,民国初年积功德的诉求,似乎更为有效。会费则是另一个重要的财源。中国红十字会在支出方面,大致有灾难救济、医疗卫生、战地救护、国际救援、推动会务、投资理财等项。对投资理财的重视,是该会有别于传统慈善组织的特点,对于结余经费不再只是消极储蓄保值,而是积极投资以期蔟利．     

20世纪30年代东北青年教育救济处与流亡学生救助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在中国东北实行奴化教育政策,大批青少年学生不甘日伪奴役,辗转流亡至华北各地,逐渐演变为流亡学生危机。为救助东北流亡学生,国民政府教育部成立东北青年教育救济处,采取一系列应急措施从生活及求学等方面给予救助,在短期内缓解了学生生存困境,但受限于政治理念及经济实力,其并未从根本上解决东北流亡学生危机。     

朱子桥整修法门寺塔

法门寺是唐代佛教名刹,位于扶风县北10公里的法门镇,明代在该寺院建起13级砖塔。1937年“七七事变”后。华北慈善会会长朱子桥等人来陕赈灾,目睹法门寺真身宝塔倾斜,寺院一片破败,即与上海实业家李组绅等商议修缮法门寺塔,经费由李组绅筹措。1938年进行准备,次年3月正式开工。维修工程由扶风县教养院院长崔献楼、工程师赵梦瑜负责具体实施。     

1941—1945年间澳门教育界对教师和学生的救济工作

本文主要运用澳门报章在1941-1945年间所刊登的报道,尝试将当时澳门教育界所面临的严峻境况勾勒出来,包括学生流失、学校停办或结束、教员失业、薪酬偏低、粮食短缺等问题,并以澳门中华教育会和澳门学生救济会这两个团体救济学生和教师的工作为关注点,肯定他们在团结教育界的力量,以及他们为在地侨校向澳葡政府和国民政府争取援助的贡献。     

关于军人言论自由的法律思考

言论自由是我国公民的一项基本政治权利。文章通过分析表明军人同样享有言论自由,由于其特殊身份和公共利益的考虑限制军人言论自由有其正当性。但这不意味着可以对军人言论自由进行无限的限制,本文基于军人言论自由限制之限制必要性的分析,在基础理论层面上阐述了军人言论自由限制必须遵循的原则,进而提出针对侵害军人言论自由的救济措施,以期维护军人的合法权益。     

再论1931年鄂豫皖三省大水

1931年所发生之特大洪灾,涉及范围之广、经济损失之巨、百姓死亡及难民流徙之众,实近世罕有其匹。这次洪灾虽有自然诱因,但很大程度属于人为因素。具体言之,一方面因国民政府主观上不作为及各级地方政府贪污腐化和官僚主义,使得本已异常严重的洪水灾难进一步恶性发展;另一方面因世界性经济危机、连年国内战争和日本入侵东北以及由此导致的经济衰退等因素,亦牵掣了社会各方和南京国民政府在整个赈灾过程中的有序运作及救治力度。同时,此次洪灾亦充分彰显出政府救灾能力不足以及民间公共组织缺失,以致无法构建起从中央政府到地方各级政府再至各种社会公共组织共同参与救治特大灾害的良性互动机制,终以天灾演成人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