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费孝通的两份文献看1956年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工作

1956年,西南许多地区发生了少数民族事件,一些人通过各种渠道向中央反映情况。费孝通因为与贵州民族工作有较深的渊源,接受了威宁两位苗族知识分子的请求,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民族委员会和贵州省委反映有关情况。1956年4月,中央决定再次检查民族政策的执行情况。通过认真检查,在肯定建国以后民族工作取得成绩的同时,也发现在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中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培养使用少数民族干部和民族统战工作方面存在一些问题。针对检查出来的问题,贵州各级政府提出了改进民族工作的意见,并开始对民族政策执行中的缺点和错误进行纠正。     

吴江费孝通家族往事

吴江费孝通,三国时代蜀国忠臣费袜之后。江夏费稀被诸葛亮在《出师表》中称为“贞良死节之臣”．费孝通幼年时,常见到家中的灯笼上写有“江夏费”,这三个字,将悠久的历史打通,成为费孝通童年的文化记忆。     

中国近代民族主义话语下的“民族”“种族”和“国族”北大核心CSSCI

中国的民族虽然形成很早,但民族意识较为淡薄,借用费孝通先生的话说,是一个"自发"的民族实体,而不是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中国的民族成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在西方近代民族主义传入中国之后。据郝时远研究,中国古代汉语中虽然有"民族"一词,但"就其含义而言,既指宗族之属,又指华夷之别"(郝时远:《中文"民族"一词源流考辨》,《民族研究》2005年第6期,第63页),与现代意义的"民族"一词相去甚远。     

心系百姓的费孝通

费孝通先生是蜚声国内外的著名社会学、人类学家,2005年4月24日因病与世长辞,终年95岁。他一生坎坷,却从不怨天尤人,只要有机会获得能为国家、人民服务时,就毫不犹豫地全身心投入到他所承担的各项工作,一丝不苟,刻苦认真。他为人正直,心怀人民,     

费孝通先生的地方志情怀

费孝通先生虽然没有编修过地方志,但是他的一生与地方志结下不解之缘。用一句话来概括这种缘分,那就是：受益于地方志,也重视地方志,一生都是读志用志的典范。     

萧乾笔下调速文学《红毛长谈》的命运

储安平主编《红毛长谈》在储安平先生主编J948年6月5日出版的《观察》杂志上,封底整版为套红广告,预告“观察丛书”第二批四种著作即将出版——《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乡土重建》《中国在戦盘上》《红毛长谈》。其中,前三本书的作者为人熟知:张东荡、费孝通、何永佶,第四本书的作者,却是一个颇为怪异的名字一一塔塔木林。     

对话费孝通

前些年,我住在太湖大学堂跟随南怀瑾先生静修。大学堂所在地吴江市庙港镇开弦弓村,就是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成名之作《江村调查》的江村。     

父亲潘光旦的土家族研究

<正>父亲潘光旦教授百年诞辰时,人们在称道他学贯中西的学术功力、不避艰险的求实精神和乐观的人生态度的时候,每每谈到他在土家族的民族识别工作中功不可没。父亲的土家族研究历经坎坷,但最终还是赢得了人们的尊重并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他在九泉之下是可以感到欣慰的。1991年,我们在黔江参加了湘鄂川黔毗邻地区民委     

邓小平向费孝通请教

1950年7月,费孝通率中央民族访问团赴西南地区访问,历时半年多。他一方面调研,一方面向少数民族解释政府的民族政策。邓小平当时是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云、贵、川是少数民族居住比较集中的地区,邓小平对处理好民族问题十分重视。一天,邓小平邀请费孝通叙谈。邓小平开门见山     

“研究清楚才动手”:20世纪三四十年代费孝通的农村经济思想

在民国乃至整个近代中国农村经济研究的脉络之中,费孝通是最有识见、最有影响的学者之一。他不仅是著名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还是社会经济学家、思想家。费孝通通过实地调查,以其宽阔视野,对中国农村经济做了贯通而深入的研究,发表了比其他学者更加全面和独到的见解,为当时乃至未来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破解之道,即减少人口、平均地权、实行减租、建立集合经营农场、分散发展农村工业、平衡城乡关系、传统与现代金融并行不悖等。在对农村经济的阐释和解决方案中,费孝通属于温和派,既对现存的社会经济制度持批判立场,又认为它在一定程度上仍具有合理性和生命力;认为传统经济与现代经济不是二元对立,而是可以相互补充和融合的。尽管他对农村经济的研究没有提出高度抽象性的概念,但仍为中国乃至世界农业经济学做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