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恩师石泉先生

今年5月5日晨,我正陪有关领导在南水北调丹江库区检查考古工地,接家里电话,告知恩师石泉先生因病于4日晚11时逝世。尽管5月1日夜,徐少华兄陪我到医院探视先生时,我们都有不祥的预感,但噩耗传来,还是颇觉突然,泪水浸润了眼眶,思绪回到了当年,先生对我的教育与影响,一点点浮现在眼前。     

父亲范长江与张学良副官陈大章

今年12月12日恰逢“西安事变”70周年,在我们怀念张学良将军的时候,不由想到了他的侍卫副官陈大章先生。陈大章先生和我的父亲范长江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曾有过交往,且他们的交往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又很具有传奇色彩。最近我又看望了陈大章先生的夫人,88岁的陈秀芳女士,对于当年那段历史又有了一些新的了解,可以说他们的交往对于促使张学良将军下决心抗日并发动“西安事变”起了特殊的作用。     

大山那边的风景——尼泊尔纪行

在纪念中国、尼泊尔建交50周年之际,2006年元旦,应尼泊尔国际网络化协会主席迪帕克先生之邀,中国西藏美术家代表团一行7人携50幅新作,取陆路由拉萨西行越过喜马拉雅山经边境重镇樟木赴尼泊尔。迪帕克先生和翻译小徐比我们早半小时抵达樟木,并为代表团订好了旅舍。我们此行多数人是首次访问尼泊尔,笔虽是第三次访尼,但坐汽车从海拔3000多米的拉萨越5000多米的喜马拉雅山口后又一路疾驰到1600米的樟木,再下到1300多米的加德满都,还是第一次,终于看到憧憬已久的大山那边的景观了,加之醉氧反应,弄得大家都兴奋不已,我和版画家罗伦张先生当晚都是吞下一片安定才最终让大脑皮层安定下来的。[编按]     

忆吾师陈竺同先生

陈竺同先生自抗日战争至1953年在广西大学广西教学院任史地系主任。我师从陈先生仅三年,在三年中我除了在课堂听课外,个人交往是很少的。尽管如此,陈先生的为人处事的方式方法却深深影响着我。     

回忆沈从文先生

1988年5月10日,沈从先生驾鹤西去永远地离开了我们。17年后,中国一份名的报刊《南方周未》通过对瑞典学院院士、诺贝尔学奖评选委员会名汉学家马悦然先生的专访,透出了一个惊人的消息：如果沈从先生在1988年能活到10月份。那么诺贝尔学奖得主便肯定是他了。读完这篇报导不禁更加让人慨叹唏嘘感怀系之。     

中国钱币博物馆隆重推出中国古代铸钱工艺展

为形象深刻地展示中国古代铸钱技术的发展全貌和特点,中国钱币博物馆经过悉心准备,于2006年3月31日隆重推出“中国古代铸钱工艺展”。中国科学院院士柯俊先生、中国人民银行货币金银局副局长赵文波女士、中国印钞造币总公司董事长敖惠诚先生、中国金币总公司董事长李龙先生、著名冶铸史专家韩汝玢教授等领导,专家学者,以及来自首都新闻媒体的记者应邀出席了展览开幕式。     

六朝文物的一次大检阅--读罗宗真、王志高先生著《六朝文物》

近年来,南方六朝文物的发现和研究颇受重视,以六朝都城建业和建康（今南京）为中心的一系列考古发现以及成都等地的佛教文物之发现、六朝瓦当研究、南方各地六朝墓葬、六朝瓷器的考古发现和研究等,使得大批过去鲜为人知的文物遗存得以为今人所知所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已先后有《六朝考古》（罗宗真先生著）、《南京六朝墓葬的发现与研究》（李蔚然先生著）、《南京的六朝石刻》（梁白泉先生主编）、《六朝艺术》（江苏省美术馆主编）、《魏晋南北朝考古》（罗宗真先生著）、《六朝都城》（卢海鸣先生著）、《长江中下游历史考古论文集》（蒋赞初先生著）等一批论著问世,极大地促进了六朝历史与文化的研究。     

不懈的探索--严文明先生访谈录

中国考古学近十几年来发生了很多的变化。这体现在理论方法水平的发展以及学术焦点的转变,这些变化的发生对考古学界的影响是怎么样呢?作为学者又应该怎么样去坚持实事求是的学风呢?我们访问了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严文明先生,请他跟我们谈谈他的想法。研究心路庄丽娜(以下     

关于《黎昔非先生与〈独立评论〉》的两点说明

拜读了耿云志先生的大作<黎昔非先生与〈独立评论〉>①之后,感到其中与我个人有关的一些事实有说明、澄清的必要,谨请借贵刊一角惠以刊布.一、文章说:"最近,昔非先生的哲嗣,北京师范大学的黎虎教授突然来信并寄一包复印的材料,要我为纪念其先父百岁诞辰写一篇文章,而且题目都给我定好了,就叫做<黎昔非先生与〈独立评论〉>."所称"题目都给我定好了,就叫做<黎昔非先生与〈独立评论〉>",并无其事.     

史学比较研究如何可能？——刘家和先生《史学、经学与思想》初读记

如何进行中西方史学比较研究以及在新的世界史背景下认识中国史学传统,是当今中国历史学界面临的重要问题,海内外学人倍加关注。刘家和先生长期从事希腊、印度与中国的古史研究,近些年来开始从思想的层面检视中西方史学,因为有着深厚的古史研究基础与通贯中西的理论修为,刘先生总能见人所不能见,于中西史学颇多新识,尤其是在方法上多能予人以启导。当然,由于中西方语文背景与思想进路的迥然不同,双方史学的比较研究,特别是西方的逻辑理性与中国的历史思维如何对接与融通,仍然存在诸多值得进一步深思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