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商主义面临重融主义的挑战

在新加坡举行的7大工业国(G7)会议上,人民币汇率问题又一次成为讨论的重点。与会的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呼吁中国应让人民币汇率制度更加灵活。日本财政部长更是明确提出,汇率应该反映经济基本面,那些具有庞大经常项目盈余的新兴市场应该有更灵活的汇率     

魅力敦煌游

敦煌位于甘肃省河西走廊的最西端,汉代以前是塞种、月氏、乌孙、匈奴等民族聚集的大舞台,是世界四大古老文明的集结地。丝绸之路开通后,商旅云集,经济繁荣,使敦煌成为西北经济贸易的大都会。     

1964年中法建交和美台交涉——约翰逊与蒋介石关系内幕之三

1963年底1964年初,蒋介石与日本池田内阁因为中日贸易和周鸿庆事件闹得不可开交,最终在美国斡旋之下,日本前首相吉田茂向蒋介石递交"吉田书简",双方关系"恢复正常".虽然此后日本与台湾国民党当局双方仍然同床异梦,互相之间的"外交关系"还苟延残喘了几年.但是,几乎在蒋介石与池田勇人较劲的同一时期,台湾国民党当局在西欧的"外交战线"亦遭到前所未有的重创.     

区域社会史视野下的明清泽潞商人

在关于晋商的研究中,泽潞商人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以致晋中票商几成晋商的代名词。实际上,明清泽潞商人以经营盐铁、丝绸等闻名天下,同时在地区性贸易活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更为重要的是,从区域社会史的视角,即在区域社会变迁的具体情境和脉络中去理解,而非从传统的商业史视角去思考,可能为晋商研究提供新的思路。     

从考古发现看秦汉六朝时期的岭南与南海交通

从上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两广地区、南海诸岛以及越南等地相继发现了一批秦汉六朝时期的有关南海交通与海外贸易的遗址、遗物,展示了岭南社会经济一向的海洋特色,大大改变了岭南的古史景观,也丰富了中国古代海洋文明的篇章。     

对清代朝贡体制地位的再认识

长期以来朝贡制度被认为是古代中国与边疆民族及周边国家和地区交往的惟一持久而普遍的关系,但却忽视了这一制度本身的发展特点,尤其忽视了朝贡制度在明清两代的差别。本文认为,清代虽然延续了明代的朝贡制度,但实质已经转化为一种处理与周边国家关系的政治方式,剔除了明代中原王朝与边疆民族之间、中国与西洋诸国之间形成的藩属关系,且朝贡中的贸易性质也远不同于明朝。本文对学术界混淆朝贡体制与朝贡贸易体制的观点进行了批驳,阐述了清代朝贡体制的地位与特点。     

统制经济与国营贸易——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复兴商业公司的经营活动

复兴商业公司是贸易委员会属下规模最大后来也是唯一的一家国营贸易公司,是负责执行战时统购统销、易货偿债政策的重要机构。本文充分利用贸易委员会等机构的源文件,深入分析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公司的经营活动,包括对外贸易政策上的应变、人事上的调整、国营公司的改组与合并、资金的运营以及易货偿债的执行等具体内容,并以复兴商业公司为例,对于战时国民政府推行统制经济政策的得失以及国营公司所承担的作用予以客观的评价。     

试论郑和下西洋所体现出的中华文化特质

郑和七次下西洋所到达的地域,实施的措施,产生的影响及其在人类航海史上的地位,学人论述颇多,且一致肯定了郑和开创了中西交通史上的新局面,扩大了中西海上交通、海上贸易、海上文化交流的范围,推动了华侨向海外的迁移,促进了南洋各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促进了中国与亚非各国人民之间的团结和友谊等。对郑和下西洋产生的负面影响论及的较少。本文试图通过对郑和下西洋的历史背景、目的、其所到之处采取的措施,及郑和下西洋所产生的影响的分析,来客观阐述郑和下西洋所体现出的中华民族文化特质。以便我们以史为鉴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进行反思,从中寻取其有价值的部分继承发扬。     

日据台时期闽台贸易考略

闽台地处中国东南沿海,属边疆区城,开发较晚。近代以降闽台贸易增长迅速。日据台时期闽台区间贸易骤变为国际贸易。国际贸易仍无法抹煞闽台贸易的互补性。该地域的边疆区域贸易生命力由此可见一斑。     

宋元时期广东瓷器运输与贸易的考古学观察 ——以窑址以外出土材料为中心

以广东地区宋元时期墓葬、遗址出土瓷器为切入点,可以分析出这些瓷器来自北方、闽浙赣以及华南地区,而且时代不同,其组合也不尽相同.在此基础上,以广东瓷窑产品在华南沿海地区以及外贸路线上的分布为线索,对华南地区瓷窑产品外销路线问题进行细化,讨论了广州港与明州(庆元)港、泉州港在瓷器运输路线上存在着单向或双向的联系,为海上丝绸之路港口兴衰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