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社会组织参与贵州乡村旅游村寨治理路径研究

新型社会组织参与贵州乡村旅游村寨治理，是有效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途径。研究发现，在少数民族地区，新型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旅游村寨治理过程中出现了基层党组织涣散、治理能力不足、社会组织空心化等问题。本文通过分析影响当前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旅游村寨治理的主要因素，探索新型社会组织嵌入贵州乡村旅游村寨治理的良性机制及可行路径，为贵州乡村旅游村寨治理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和实践指导，进而实现乡村振兴。     

淮南交子与南宋两淮地区的财政运作——兼与东南会子比较

已有研究常将多种南宋纸币视为性质接近的货币,但不同南宋纸币因财政运作的塑造却存在性质和功能上的差异.以两淮地区为例,淮南交子看似是当地的区域性纸币,却始终作为推行铁钱化政策、调节铁钱数量的财政工具,在盐榷、军俸等财政活动和民间交易中受限,不具有完整的货币流通职能.全国性纸币东南会子更深入地参与两淮货币流通,其重要性随着南宋后期财政、军事状况的变化而与日俱增.区域性纸币与全国性纸币的差异并非仅在于流通范围和数量等表象,更本质的区别由其在财政运作中的角色所决定.     

元明清三代治理甘青多民族走廊之比较

元、明、清三代对于甘青多民族地区军政治理的方式不尽相同,但导致不同的原因大体可归纳为国力强弱与民族观指导下的民族政策两大方面。就国力强弱而言,元、清两朝的国力远在明朝之上,所以根本不需要将甘青多民族走廊当作屏障。元、清两朝的甘青多民族走廊呈现更多的是一个管理带或文化带。相反,明代国力较弱,只能依托农牧分界线,将甘青多民族走廊建设成为一个军事防御带,借助农业的天然属性打造产业强边体系。就民族观而言,元、清两朝的统治者虽然也存在民族歧视,但并不积极提倡民族同化,而明朝统治者一方面热衷于用汉化手段对周边少数民族进行管理,所谓"以华化夷";另一方面当无法对周边少数民族进行直接管理时,又常常用民族隔离带的方式将不同民族人为割裂,造成民族对立,所谓"以华制夷"。     

饶应祺新疆治理研究

1884年新疆建省后，作为第三任巡抚的饶应祺大力发展屯垦，推广学堂教育，升级新疆行政建置改革，充实和完善南疆基层治理力量，妥善处置民变，机敏处理涉外事件，保证了新疆社会的稳定和发展。饶应祺履职西北40年、主政新疆8年，能够于内忧外患之际维护国家统一，使新疆与中原一体化程度不断加深，他的施政理念和实践对于当代新疆治理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蝗灾治理及其意义

蝗灾是中国历史上的三大自然灾害之一。1949～1956年,中央及各地方政府对防治蝗灾高度重视,广泛动员民众,积极推广药械治蝗、飞机治蝗,改造蝗区生态环境,使这一历史性灾害得到有效控制。防治蝗灾是党和政府治理社会积患的重要工作之一,这项工作不仅赢得了百姓的拥护,而且受到了国际关注,促进了新生人民政权的巩固。     

同治初年江苏减赋新探

同治二年至四年间(1863—1865),江苏官绅在兵燹之余推动重赋之核减,计减去额赋54万余石,约占原额的26.77%。这既是"同治中兴"的标志性事件,也是明清江南重赋问题的最终缓解。督抚司道在该事件中始终发挥主导作用,而为重赋压力下的地方官员减负,实为同治减赋的重要动机。减赋后30余年间,江苏漕额仍常年亏缺,交仓额数始终不及额征之七成。这在相当程度上是由于地方官吏捏报荒歉、亏空正供所致。同治减赋及其后的漕粮征解情况,反映晚清财政收入结构变动之背景下,各级政府既无动力、也无勇气对田赋制度进行彻底清厘,以恢复至19世纪中期前的征收水平。     

为了变革而认识——黄仁宇对“洪武型财政”的病理分析

黄仁宇对明代漕运和财政的研究，是其学术生涯的起点，也是其历史观念的基点。他将明太祖朱元璋建立的财政体制称为“洪武型财政”,认为这种体制长期僵化不变，甚至一直延续到20世纪。黄仁宇提出的“洪武型财政”,在社会上得到广泛传播和认同，但也受到一些专业学者的严厉批评。事实上，黄仁宇的史学研究与学院派大异其趣，也难以用学院派的标准去衡量。他的史学研究是从其身经战乱的独特经历生发出来的，从本质上说属于“为了变革而认识”的“政论史学”;而其所说的“洪武型财政”,可以视为一个突显明代以降财政以及社会和国家体制之“荒谬”的统摄性概念。尽管其立场与观点存在明显偏颇，但如果仔细体会黄仁宇对明代财政体制的具体评述，可能会发现不少“片面的深刻”之处，强烈的批判意识确实使他洞察到明代财政存在的一些体制性缺陷，他提出的一些具体论断也颇有启发性。     

基于IAD理论框架的大城市乡村空间治理研究——以上海市金山区廊下镇为例

乡村是国土空间的重要构成部分，大城市乡村比一般乡村受到更强烈的城市化影响，面临着最剧烈的国土空间多功能冲突，但是聚焦大城市乡村空间治理的探讨尚未展开。本文在国土空间治理现代化转型大背景下，厘清大城市乡村空间治理的内涵与特征，基于IAD理论构建了包括治理环境、治理行动和治理绩效的一般性分析框架，以及“规划—整治—运营”一体化的大城市乡村空间治理行动。进一步以上海市金山区廊下镇为案例，分析了其“规划—整治—运营”不同环节的行动主体和运行规则。研究认为大城市乡村空间治理不仅需要单独的空间规划、综合整治和乡村运营，更重要的是强调各种工具的统筹，强调从划定蓝图、实施路径再到价值实现的整个治理过程的系统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