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脱序到整合:清末外省财政机构的变动

清季外省财政机构通过裁局改制,经历了由纷乱无序到财权相对统一的重要转变。裁局改制前期注重节流主义,后期相对重视制度改变。光绪末年的财政改制主要是督抚司道的自发调整,宣统年间则是来自清廷“裁局改制”谕旨和度支部的督催。外省督抚虽遵照谕令实施变革,但却力图控制财政实权。度支部统一财政、强化各省藩司实权的愿望受到督抚的表面应付,实难如愿达到目的。由于机构整合过程中受到各种制度和人事影响,通过改制设立的省财政机构明显存在新旧杂糅的特征,在分科办事、职员构成和运行习惯上,未能与旧传统彻底区分。清廷和各省在财政机构的改制上,尚存在着“能力”与“努力”的各种约束,改制结果并不纯粹是积极的。     

王庆云《石渠余纪》所载道光关税辨析

研究清代财政史,王庆云所著《石渠余纪》是一本绕不过去的著作。这是因为,迄今为止,研究清代财政问题,最常用的办法仍然是以个别年份的数据,以点代面地分析清代财政收支的总量及趋势。而《石渠余纪》则提供了相当多的可用数据。其中,由于卷6《直省关税表》列出了户工两部各税关道光二十一年（1841）、二十二年、二十五年、二十九年四个年份的关税定额及实征数,因而成为学术界引用的重点。     

一部系统阐述列强对华金融侵略与掠夺的力作——读《外国货币侵华与掠夺史论》

<外国货币侵华与掠夺史论>一书,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发行了.这本由曲振涛、张新知教授撰写的专著,是一本集知识性、鉴赏性、资料性、学术性于一体的创新之作,是中国近代货币金融史研究的重要成果.     

治蚁少帅陈曦—广西梧州市岭南白蚁防治研究所所长陈曦创业记

在秀丽、妩媚的南国山城梧州市的河东区有几幢历经了百年沧桑的英式高大建筑,古朴而庄严。这里原是法、英两国入侵中国时,在广西最早建筑的“海关大楼”,可以追溯到100多年前;后来,先后成为了中共梧州地委和贺州地委大院,地委搬迁贺州后,这里人去楼空,无复往日的庄严与繁华。一个年轻人带着几位同龄者,在这里租赁了200多平方米的海关旧楼,将一块红底白字的巨幅醒目招牌挂上,开始了他从事“白蚁防治研究”的创业、奋斗之旅。这个年轻人叫陈曦。在他那个古色古香、装饰雅致的办公室里打着领带、西装革履的陈曦给人的感觉是热情奔放…     

中古教廷税官制度研究

中古罗马教会的兴衰与教皇的财政力量密切相关,教皇财政力量的积累有赖于税官的运作．13、14世纪教廷税官的设立反映了教皇征税权在西欧的扩展,但税官功能的发挥亦受到王权的制约．15世纪随着民族国家的兴起,王权逐渐排挤掉教权的征税权,致使税官退出历史．中古教廷税官制度的兴衰反映了王权与教权在税权方面的争执以及社会转型时期王权在制度安排方面的新变化．     

一笔越还越多的外债

晚清地方外债泛滥,安徽却没有直接向外国银行或洋行借过外债,然而却有一次先发行内债继而转化为外债的经历,而且因为无力偿还,演变为一桩历时20余年的公案。现根据有关档案资料,对这一过程作一梳理,可作为一个探究近代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以及近代地方外债的富有典型性的个案。     

从新中国70年历史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逐步成熟和定型——学习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的一点体会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在深刻总结国内外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全面回答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应该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的重大政治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此次全会讲话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多方面的显著优势和丰富的实践成果,其中起“四梁八柱”作用的是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而“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是一个动态过程,治理能力现代化也是一个动态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劳永逸”;“在实际工作中,必须突出坚持和完善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A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历史充分证明,这些论断是完全合乎实际的,也是十分深刻的。     

试析速生桉树种植管理问题及其治理措施

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我国经济社会取得了较大的进步,近年来,我国速生桉树的种植规模和数量正在不断地扩大,为我国提供了大量的建筑材料,但是速生桉树的种植量猛增也带来了一定的弊端和问题,尤其是对于种植地区的生态环境的严重后果破坏,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要注重对于速生桉树种植的科学管理工作,改善速生桉树种植对环境造成的破坏情况,并且采用科学的方法治理速生桉树病虫害,按照标准化进行速生桉树的施肥工作,确保我国速生桉树种植行业持续健康的发展。     

民国前期湖南土匪问题的治理及思考

民国前期,湖南土匪问题非常严重。从民国前期湖南政府的治匪措施来看,基本上属于治标。这种治标的方法主要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只能勉强应付于一时,而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匪患问题。针对日益严重的土匪问题,当时舆论提出治匪应标本兼治。振兴实业,发展教育,尤其是职业教育,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减少社会上游手好闲之人,这是治理土匪等社会问题的根本方法。但这些治本的方法,是当时政府不可能办到的。靠当时的政府实行这些彻底的社会政策,无异于与虎谋皮,希望统治阶级推翻他们赖以生存的剥削制度是不可能的。最终根本的解决还是由人民来负责,通过革命,改变军阀割据、贫穷落后的病态社会,直至实现社会主义,建立一个统一有序、公平正义、共同富裕的和谐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