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礼的庸俗化——礼上往来

现实生活中人们往往试图和庸俗现象划清界限,或者对庸俗的人抱嗤之以鼻的态度,不愿与之为伍。而在过年送礼这个问题上,不少人恐怕要自我调侃一番,算是消解心中的嘲讽。如此一来,等于找好了台阶下,凡夫俗子必定不能免俗,还得从俗随俗,将"俗"字进行到底。当年礼文化裹挟着商业准则和交易信条,粗鄙滥俗地狂欢之时,尽管与自己的感     

存留养亲制度的确立、发展及影响

存留养亲制度是中国古代封建王朝为了解决重罪犯人直系亲属年老、疾病无成人子孙照顾的社会问题而出现的一种刑罚制度。它实行的目的在于维护封建伦理道德。此制肇始于北魏,基本定型于唐朝,到封建社会后期逐步完善,形成了一整套相对独立的法律制度。     

东西方爱情悲剧中的“礼文化”与“罪文化”释例

东西方处于不同的文化体系中，东方儒、道、佛重礼，主张禁欲主义；西方基督教教讲究原罪，主张人的自觉性。本文列举东西方经典爱情故事中的女主角刘兰芝（《孔雀东南飞》）、祝英台（《梁祝》）、索雷尔夫人（《红与黑》）、苔丝（《德伯家的苔丝》）的爱情悲剧经历来阐释东方“礼文化”与西方“罪文化”对爱情生活的影响。     

泰国文化中的非言辞交际——以合十礼为例

同是作为文化的一部分,肢体语言同有声语言一样,在不同文化背景中,有着不同的文化含义,如果使用不当则可能会影响交际的顺利进行。在进行跨文化交际时,这种非言辞交际方式比言辞交际所起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显得更重要。泰国的礼节繁多,仪式也相当复杂,其中合十礼作为泰国最重要的礼节之一,很具有代表性。本文就相关资料并结合本人在泰亲身经历就此谈谈泰国的合十礼,以便大家更好的了解泰国合十礼,减少因对合十礼的不了解而造成的交际障碍。     

明代赐尚方剑制度

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围绕着君主或权威这根主轴运动，一切制度建立和修订，总是以在位君主和权威的统治利益和运用方便为取舍标准，尽量体现和扩大君主与权威的权势。这种高度集权于上的制度，显然不能应付复杂而不断变化的社会。尤其是，当社会发生变乱时，更显得力不从心。因此，在特殊情况下授予一些地方官吏及军事将领一定范围的专断乃至专杀的权力，就显得十分必要。“赐尚方剑”制度是明王朝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采取的临时措置，被赐予尚方剑，意味着拥有者具有专杀、专断及便宜行事的权力。虽然君主不愿意将这种权力授出，但迫于形势需要，又不得不放权，是一种无奈之举。该制度既反映出君主心理的矛盾，又关系到实行时复杂的政局，是颇有特色的制度。     

略论清朝礼亲王家族茔地的分布

清代礼亲王爵位始封于礼烈亲王代善,为清初八大铁帽子王之一,共传承了十一代,袭爵者十三人,此外,还有两位追封的和硕礼亲王。礼亲王大宗茔地共有四处,分别位于今北京市海淀区门头村、石景山区金顶山、福寿岭及石景山区礼王坟村。本文通过实地调查,并结合文献,分析中国古代宗法制度下,礼亲王大宗茔地变换原因及茔地上诸墓葬的分布情况。     

明代辽东地方官优礼朝鲜使臣研究

明代辽东为朝鲜使臣陆路入贡明朝的必经之地。朝鲜使臣行经辽东时,不时地受到辽东地方官的优礼。辽东地方官对朝鲜使臣的优礼是明鲜宗藩关系的内在要求。明朝优礼朝鲜使臣的主要动机是密切中朝关系,巩固以明朝为中心的藩贡体系。事实证明,朝鲜使臣受到辽东地方官的优礼后,更多感恩于朝廷。这无疑有助于中朝关系的发展。试梳理辽东地方官对朝鲜使臣的优礼,并对辽东地方官优礼朝鲜使臣的原因、效果加以阐述,以期有助于中朝关系史的研究。     

试论噶礼的盛衰荣辱及其原因

噶礼,姓栋鄂氏,满洲正红旗人,康熙时期颇有名气的官员。其人有才干能治事但贪婪。作为清王朝开国元勋何和理的后代,其以荫生授吏部主事,仕途顺畅,后出任封疆、官至山西巡抚、两江总督。其历经荣辱盛衰,此既有其自身原因,亦有诸多因素掺杂其间。     

荀子的“礼”

先秦大儒荀子主张"隆礼重法",但他的语境中的"礼"与以往儒家所指不尽相同。对于荀子来说,认为人性自然趋向于"偏险悖乱"的"恶",故而必须导其向"善"转变。"善"的表现即是知悉与掌握作为大利的"礼"的分际。为此,荀子提出"礼者,养也"的说法,以"礼"、"义"为调节人们欲望,供给人们需求的最高方法。也正因为荀子对"礼"的本源有这样的认识,故而他提出了独特的礼"三本"说。以礼为"生之本"、"类之本"、"治之本"。荀子以"养"言"礼",与孟子对"礼"的起源的观点相比,有着重大差异,决定了他始终不能脱开"利"而言"礼"、"义"。     

评儒家礼学的“至善”观念及其价值

儒家礼学可以归结为"至善"之道,其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圣人之境和致圣之道两个方面,儒家依照"至善"精神,塑造了"圣人"形象,构建起了"礼"学的思想道德大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