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探镶嵌铜牌饰与商周青铜器在“礼”上的融合

<正>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学术界就开始了对镶嵌铜牌饰这种特殊而神秘的铜器的关注,根据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王青教授在李学勤先生的基础上所做出的统计,截止到2002年,现存面世的镶嵌铜牌饰已达16件左右,其中现存国内的有7     

唐代灵州兵事初探（下）

反击吐蕃和平息仆固怀恩反叛吐蕃为公元7至9世纪在青藏高原建立的军事奴隶制政权。隋唐时期,吐蕃日渐强盛,拥兵数十万之多。贞观年间,唐与吐蕃关系十分融洽。唐高宗至睿宗时期,唐与吐蕃交战互有胜负。     

“月令”语义文化溯源——《礼记·月令》解读

“月令”的现代语义与自然时令相关,表示每月的“气候和物候”,而其语义之本源关涉到社会政治,表示天子“每月发布的政令”。“月令”体裁形成于前文字时期,在文明之早期发展成熟。《礼记·月令》是古代“月令”体裁的代表性文献,它不仅记载了自然时序与相应的天象、物候,而且将人类的政治生活、生产习俗以及先民对自然朴拙而深邃的哲学思考蕴涵其中,是王者治天下、理万民的礼法经典,是嵌入宇宙时空的政治指南。“月令”话语叙述的重心不在自然而在人事,在《礼记·月令》中“令”指“政令”而非指“气候和物候”。     

对《贞观礼》渊源问题的再分析——以贞观凶礼和《国恤》为中心

隋朝牛弘批评南朝礼就庐非东阶之位,凶门岂设重之礼指向南朝凶礼和皇帝丧仪的主要方面。《贞观礼》的《国恤》和凶礼主要继承了北朝和隋礼的某些精神原则和具体仪目,但亦显示了来自南朝礼的遗存和影响;《国恤》中可能有采自南朝成分而入贞观改礼二十九条的内容。《贞观礼》对前朝凶礼的效仿和国恤礼的建置,进一步证明贞观之际对于南北礼制的全面借鉴与综合吸收。     

《仪礼》的来源、编纂及其在汉代的流传

西周统治者为维护等级制度,制定了许多的礼,并用文字记载下来,这就是《仪礼》一书的来源。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礼籍被毁,孔子搜集整理有关周礼的文献,经过加工修订,编成教材教育学生,这便是《仪礼》的初本。孔子编定《礼》的时间,大约在鲁哀十一年到十六年之间。孔子死后,《仪礼》衍生出了许多不同的本子,后经秦火,传到汉代,只有高堂生的《士礼》,此后衍生出了大戴、小戴、庆氏等不同学派,是为今文《礼》家。后又发现了古文《礼》５６篇。东汉后期的郑玄拿了今古文两种不同本子的《礼》斟酌取舍,择善而从,并为之作《注》,这便是今传本《仪礼》的由来。     

“衡”、“轭”考略——《新定三礼图》校读札记

宋代学者聂崇义在《新定三礼图》中以“轭”释“衡”,将“轭”与“衡”看作同一物件。其误当是承源于汉儒包咸《论语注》。本文通过对有关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的考证,指出了聂氏与包氏的疏误,说明在古代车制中“衡”与“轭”虽有联系,但更有区别,二者并非同一物件。     

从一条错误的礼学理论所引起的混乱说起——“礼，为人后者为之子”缘起剖析

在古人眼里,“礼”本是“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也”,然而有些礼的规定非但没有起到这一作用,反而屡屡引起朝廷的混乱,这就是“为人后为之子”这条“礼”。由宋英宗朝之“濮议”所引发的让皇帝喊他人为爹的一场轩然大波便是一个明显例证。“为人后为之子”语出《公羊传》成公十五年。由于《公羊传》作将春秋时的两个“婴齐”误认为一,遂使本来是公子遂儿子的仲婴齐便成了他父亲的孙子、他哥哥归父的儿子,“为人后为之子”的理论也由此误释而产生了。     

西周虢国君王七鼎六簋及其它

周礼对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换言之,中华民族数千年古代文明的发展与周礼的存在是密不可分的,这也是我国历史文化的特点之一。严格的宗法、等级制度是周礼中最为重要的内容,而从考古学的角度而言,墓葬发掘所带给我们的则是最完整、最能详尽体现当时的宗法、等级制度的实物例证,因此也最可信。位于河南三门峡市市区北侧的国家级     

始者近情 终者近义——子思学派对礼的理论诠释

郭店楚简儒书是子思学派的作品 ,心性与礼 ,是其讨论的重心之一。结合传世文献 ,可以钩稽出子思学派礼学思想的体系。人性得自天道 ,不仅有其天然的合理性 ,而且是人类最普遍的特性 ,所以治道必须基于人性。但性情只有合于“中” ,即无过、无不过 ,才合于天道。在物诱情出的过程中 ,心志影响性情的走向 ,每每使性情不能得其正。礼因人情而作 ,所以说“始者近情”。礼之用在于顺天道以化民气 ,用节文来齐一性情 ,使之归于正、达于中 ,使人性合于理性 ,即所谓“终者近义”。     

由儒学神化看《五经》特点

儒学神化是中国思想史上一个独特的历史政治现象，它根源于先汉《五经》，又创造了不同于先汉《五经》的新儒学体系。它依据自身神化的理论需求和《五经》的特点，在神化的过程中，直接吸收了《五经》之一的《春秋》理论，又委婉地排斥了其它四经，完成了儒学在西汉的神化。从儒学神化的发展变化过程来考察儒学《五经》，既能全面考察《五经》的特点，又能全面认清儒学神化与《五经》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