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国青铜礼乐器祭祀坑相关问题讨论

新郑祭祀遗址出土青铜礼乐器作为祭祀重器,是春秋中期郑国特殊祭祀文化的具体表现.不同遗址出土器物组合的差异,从器物层面体现了当时郑国高等级贵族间的微妙关系,轮流执政的卿大夫已经掌控了包括土地所有权在内的多项国家权力,拥有和国君同等级的礼器、乐器使用权,仅在用鼎数量方面存在着差异.作为祭器的祭祀坑出土青铜礼乐器和同时期墓葬出土器物有着本质上的区别,表明当时祭祀礼仪仍然严格遵循着传统礼制,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不能将遗址出土青铜乐器与"郑卫之声"简单地等同分析.     

礼佛窟·藏经窟·瘗窟——敦煌莫高窟第464窟营建史考论（上）

莫高窟第464窟可以认为是西夏代表洞窟,但其营建史颇为复杂,一直困扰着学术界。经对第464窟历史、考古、图像作全面的分析,发现该窟营建前后经历了多次重修:第一次重修确为西夏时期,改造北朝多室禅窟为一座完整的礼佛窟,但前室未画壁画,为素壁;西夏晚些时候,对前室进行了二次维修,制造出前室西北角和西南角两个密闭的空间,这两个密闭空间又成为元代中晚期某个时间藏经的地方,使洞窟兼具了礼佛和藏经双重功能。而元代把大量的多民族语言文字的佛经封存在这个洞窟,有可能是作为佛教徒瘗埋的随葬品,从而使得464窟在原有功能基础上兼具了瘗窟的属性。     

礼尚往来——宋、辽、金、西夏之间的遗留礼研究

遗留礼是宋朝在礼制上的一个开创之举。两宋期间,在宋朝的影响下,辽、金、西夏皆有向周边政权馈赠大行皇帝、皇太后或国主、国主母遗留物的行为,并逐渐制度化后形成遗留礼。遗留礼作为这一时期交聘制度中的构成部分,是宋、辽、金、西夏不同时期战和关系的一种具体表现,同时这种往来在一定程度上对建立和维系彼此之间友好往来具有积极作用。     

《明史·礼志》史实考误

张廷玉《(明史·礼志》是迄今影响最大的专门记载明代礼制的史志文献,但其中也存在诸多史实讹误,这大大影响了其可信度和史料价值.经据《明实录》、《明会典》、《皇明典礼志》、《昭代典则》、《太常续考》、《辛L部志稿》等文献考证,可知该《志》中华书局1974年点校本第47-53卷仍然存在史实讹误21处.其致误之直接原因,大致有脱漏、衍文、字形相近而误等情形;但根本原因还是缘于编纂、刻印和传抄者的疏忽与粗心.     

宁波奉化孔庙礼乐器研究

20世纪60年代,宁波奉化孔庙部分明清铜器等文物被查抄至红卫兵展览馆,后拨交给奉化文管所保存。这批铜器共15件,器类有香炉、花瓶、烛台、牺尊、壶、编钟等,性质较为复杂,包括了祭器、乐器、文房或陈设器等。其中明朝冠耳铜炉、环耳铜瓶、三兽足铜烛台、牺尊,清兽面纹铜壶、龙纹铜瓶等,根据形制特征,再结合文献记载,可以推定为孔庙祭器,清云龙纹编钟则为雅乐器。宁波奉化孔庙的这批礼乐器为认识明清时期铜器的器类、形制,特别是仿古铜器的生产与流动等提供了可资研究的线索,值得关注。     

“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辨疑

“礼不下庶人 ,刑不上大夫”见于汉传经典 ,但这句话本身是有问题的 ,东汉许慎已提出质疑。依据近年出土的竹书 ,可知“礼不下庶人 ,刑不上大夫”是由先秦经典中的文句“刑不逮于君子 ,礼不逮于小人”演变而来的 ,认真分析相关问题 ,对于我们重新认识中国先秦的法制性质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唐贞观年间“罢大都督府”事考辨

唐朝建立后恢复了总管府制度。武德七年改总管府为都督府,其中大都督为最高等级。史载贞观中改都督府为上中下三等,取消了大都督等级。然而勾稽史料不难发现在记载贞观年间的史实中屡屡出现"大都督"的记载。在查阅唐代诏书和碑刻材料后,笔者认为贞观年间只有遥授都督而不之官的亲王才被称为大都督,实际官制中已罢废大都督的员额。直到龙朔二年唐廷才又恢复了大都督府的建制,而亲王遥授大都督的惯例仍旧保留了下来,成为定制。     

《左传》中所见春秋式的战争

春秋时期的战争不同于战国及以后的战争,"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钺",作为刑罚的一种,春秋时期的战争多不以多杀伤、多斩首为目的,多以维护礼乐制度为本,孔子曰,"杀人之中,又有礼焉"。"礼"影响着社会各个方面。随着社会的演进,后来的战争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贵族的时代终结了,但是我们仍可以从《左传》等史籍中一窥春秋战争的端倪。     

唐僧取经系“偷渡”出境

《西游记》依托的是一个真实的故事,这就是后来人们广为传颂的唐僧取经的经历。唐太宗（李世民）贞观年间（公元627年至649年）,僧人玄奘为了弄清佛经教义,决心到天竺（印度）取经。他经历了千辛万苦,前后花了十七年时间（小说中说的是十四年）,来往几万里路,终于到达印度,     

《礼经学》校点札记

作者在对曹元弼的《礼经学》进行整理过程中发现有标点错误,本文共指出27处标点错误,并根据相关文献进行校证,减少《礼经学》整理本的错误,为读者提供更精审准确的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