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修《昆山市志》体例篇目设计的构想

地方志的特点之一是具有连续性。昆山是苏州东南重邑,历史悠久,历来人文荟萃,是我国著名的“方志之乡”。自宋淳祐十一年(1251年)。由凌万顷纂修《玉峰志》以来的700余年问,纂修县志达20次之多,平均每35年纂修一次,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新编《昆山县志)(以下简称“前志”)上限溯及事物发端,下限截止1987年,大事记则延伸至1989年9月28日撤县建市为止。字数136．9万字。1990年12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一段鲜为人知的修志史事--饶宗颐纂修《潮州志》探踪

文章在简要说明写作目的的基础上 ,较详细地论述了饶宗颐纂修《潮州志》时在志书名称、志馆地址、组织机构、篇目设置、经费筹措、编修进程等方面的情况。并在文末引用叶恭绰作的序说明《潮州志》的价值。     

历经十六寒暑 浩宕巨作问世——新编《广州市志》全部出版

首届《广州市志》的编纂工作从1985年开始,在中共广州市委的领导和市政府主持下,历经十六载,先后有3000多人参与编纂工作,终于在2001年7月全部出版。这部纵贯百年、横涉百科,涵盖全部产业、行业、专业的鸿篇巨制,是建国以来广州市首次新编的地方志,也是自光绪五年(1879年)纂修《广州府志》100多年后续修的新方志。     

琐谈谱牒与史志

中国谱牒文化起源很早。人类进入氏族社会后．就逐渐形成了先以母系后以父系为中心的比较稳定的人类群体。而伴随着氏族、家族的建立与发展,也就逐步产生记载本氏族、家族渊源和世系的表册名籍．这就是最早的谱牒文化。当氏族社会解体后．随着国家的产生及王位封爵世袭制度的确定．封建宗法的士族门阀及血缘观念也愈益强烈．     

清代仪征刘氏修志述略

清代仪征刘氏一门三代皆致力于地方志的纂修,从清代道光、咸丰时期至民国年间,刘氏三代主持或参与纂修的地方志共有8种,这些方志资料丰富、体例严谨,被学者誉为名志。此外,在修志的过程中,仪征刘氏就方志纂修过程中资料的收集、体例的制定等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新志的纂修,不仅仅是在旧志体例基础上对原来材料的简单堆砌,而必须根据发展变化的实际,对以前所修各种旧志的体例进行比较分析,制定出合乎实际的新志体例。此外,刘氏还善于接受先进的方志纂修理论。     

谱牒研究初现端倪

近年来,伴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关注和研究谱牒和谱牒学的人越来越多。然而一般人对家谱、族谱则耳熟能详,对谱牒和谱牒学却感到陌生。简而言之：     

清乾隆年间中卫桑蚕业

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黄恩锡(通“赐”)任宁夏中卫县令,至乾隆二十五年(1260),仅仅过了4年,便使“西戎即叙,军事已息”。边陲既定,百姓各安其业。于是开始巡察农耕和水利,“考栽物产”,准备纂修中卫地方志。不料却无意中发现：“每于乡田近城,见桑生殊茂,其叶肥大,有如鲁产;亦有植于田畔,生而蔓衍,所谓柔桑。     

从“当代方志的雏形之作”——《民国鄞县通志》看陈训正对传统方志学理论的超越

陈训正(1872-1944),字无邪,又字屺怀,号天婴、玄婴,晚号晚山老人,浙江慈溪人。民国著名的方志学家、教育家,曾任浙江省谘议局议员、同盟会宁波支部副会长、浙江省政府代主席、杭州市市长及省临时参议长等职。以善于修志而闻名于世,曾主持纂修了《民国定海县志》、《民国鄞县通志》、《民国掖县志》等,其中《民国鄞县通志》是陈训正成熟时期的代表作,它创修于1933年,至1937年大体完成,终因经费不足和抗战影响而停顿近12年,直至解放后的1951年才得以全部出版。     

为修志群星立传的中华古今第一人——志坛老人邵长兴的理想、精神和情操

20世纪80年代,中华大地上十万修志大军纂修社会主义新方志,为社会主义伟大时代撰写春秋,形成了社会主义新时代春秋鼎盛的方志事业。然而,准为我国方志事业撰写春秋,谁为这支十万方志大军立传树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