谱牒与方志关系研究述评

编修谱牒、方志皆为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对于谱牒与方志关系的研究一直未成为一个重要课题，有分量的研究成果较少，本文从历史渊源、史料凭证、社会功能、未来之路四个方面对谱牒与方志关系的研究成果进行评述，以期引起学界重视和新的研究成果的出现。     

读《四川省地方志工作条例》

“命为制,令为诏。”旧时官修地方志,常用诏书、上谕等形式,以发动和规范修志。如明朝《纂修志书凡例》（明永乐十六年颁降）计21条;民国时期《修志事例概要》(中华民国十八年内政部呈奉行政院转奉国民政府令准通行)共22条。研究不同时代,不同地域有关编纂地方志的法规或件,对进一步搞好我省地方志工作不无裨益。     

大魄力、创新格的盛举——记饶宗颐教授总纂《潮州志》

1946年,由民国政府开明官员和热心地方志工作的行家发起,时驻潮安县城的广东省第五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决定纂修《潮州志》,聘时任两广监察使刘侯武私人秘书、广东文理学院教授(返汕后任南华学院教授)的饶宗颐先生担任潮州修志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潮州志》总纂,主持纂修《潮州志》的实际工作。当时,饶教授年甫而立,风华正茂,奋发有为,以超凡的魄力,发挥三长“之才能,兴创新格、纂伟编之壮举,     

清末徽州民间宗谱纂修活动研究——以光绪二十三年祁门竹源陈氏宗谱文书为例

本文为新发现的祁门竹源陈氏宗谱文书个案研究,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清末徽州民间纂修宗谱的整个过程,从而了解徽州民间纂修宗谱的缘起、纂修组织结构、各项制度规定、宗谱管理、纂修谱例及付梓规定等,对研究清末徽州乡村地方政治、经济、历史、文化、人口、民俗等有着一定的价值.     

乾隆《常州府志》纂修未果之憾

清代修志盛极一时,成者不胜枚举,败者间亦有之。乾隆《常州府志》的纂修过程及其最终流产,无疑给后人提供了一个发人深思的案例。从纂修府志的倡议到修志资金的筹集使用,从修志人才的选拔使用到修志过程中的认识分歧,无一不透露出以卢文诏、臧墉等乾嘉学者对于修志之举的殚精竭虑,亦无一不折射出一个足以令后世深思的问题,即修志之举诚非易事。     

《宁海县志》纂修源流考略

宁海县自建制以来,由于统治者重视和提倡地方志的修纂,宁海县几度修志,由于诸多原因,如今已经大部散佚。对《宁海县志》的纂修溯本清源,由此管窥古代宁海地方志的繁荣。     

乾隆《庄浪县志》初步研究

清《庄浪县志》修成于乾隆三十四年,邵陆纂修。《庄浪县志卷十四·职官》所载：“邵陆,浙江宁波府瑾县举人。二十二年任。二十四年旱荒,请帐恤并请截陕粮五千石以济之二十五年军需。息年谷登,告养回籍。三十二年仍补原任。三十三年承修城垣,新筑南壅城,改门向东。三十四年推升四川宁远府会理州知州。公莅庄两任,勤政爱民,鼓励学校,纂修县志,至今士民感戴不忘。”     

卢沟河名称沿革考略

北京电视台“这里是北京”栏目有一期节目讲到明清皇帝题词写错别字,说皇史续的“绩”字,卢沟的“卢”字都是错字。乾隆皇帝把“芦”错写成“卢”,臣下为了替他掩饰,竟趁纂修《四库全书》,把大量古籍中芦沟、芦沟桥、芦沟晓月三个词语的“芦沟”字都改成“卢沟”字,以示御笔正确。其实,“卢沟”乃“芦菰”之音转。“卢沟”乃因河畔丛生的芦菰、芦苇而得名。     

试论新编方志的功用

如何开发利用新方志的丰富成果,是目前方志界关注的热点问题。章就古今方志的功用进行了综合分析,认为修志的目的在于用志,用志是新方志的着眼点,更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要合理科学地利用方志资源,就要树立和实践科学的用志发展观。首先,必须调整用志的理念和发展观,加快用志创新的步伐,包括推进用志工具的创新,推进用志技术的创新,推进用志服务项目和服务方式的创新。通过现代电子信息技术,加快实现新方志领域数字化、网络化,提升和改进用志功能,实现用志越来越方便、快捷、实用,促进与繁荣当今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提供全面、准确、翔实的国情、地情信息资源。     

闽东谱牒文化的新葩--简评《闽东孙氏志》

闽东孙氏系周时齐国孙姓始祖孙书的后裔．现有两支：一是乐安郡孙氏,孙寿公、礼珀公于明代分别从江苏南京和安徽合肥县迁入．主要分布在闽东福鼎市姚阳村和库口村．现有人口1000余人。一是富春郡孙氏．其先祖孙平章世居浙江处州龙泉．四世孙小十一（即光宪公）于五代人闽．辅王审知治理朝政,并居侯官县。孙光宪有三子：方殊、方谏、大琪,后因闽中日乱．骨肉相残．孙氏三兄弟在朝廷内部权位争斗中处境艰难,于是相机出走。约于公元92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