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文献通考馆和三通馆的馆职体系及其职掌

乾隆朝诏开的续文献通考馆和三通馆是为纂修“清六通”而设立的官方修史机构,稳定健全的馆职体系是续文献通考馆和三通馆纂修工作顺利展开的必要保障。根据“清六通”书前的《职名表》并结合其他档案文献不仅可以对续文献通考馆和三通馆的馆职体系有更加全面的认识,对各馆职的具体职掌亦能有更加细致的考察。总裁、纂修及各类勤务人员各司其职,通力合作,为完成“清六通”的纂修作出各自的贡献。     

方志应注重谱牒文化的记述与传承

中国古代有续修家族谱的传统,乡村多以姓氏划分,秩序的维护也靠各族德高望重的族长来维护,形成了独特的谱牒文化。地方志与谱牒本是同源异枝、相互依存的文化形式。新时期方志承载着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使命,地方志应充分利用这样的历史契机,走进千家万户,以助于功能发挥。以姓氏为单位,开展民众道德文化建设,实现方志文化的多元化发展,增强文化自信,助推地方志事业转型升级。     

明代徽州家谱的编修及其内容与体例的发展

明代是中国谱学发展史上一个崭新的时期，该时期徽州地区家谱编修较前代更为频繁，内容与体例方面有较大的发展，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本文拟对此作一论述，不妥之处，敬请方家指正。一、家谱的创修与续修 明代徽州家谱的名称繁多，对前代既有继承又有发展，大致有宗谱、世谱、族谱、家乘、会通谱、统宗谱、支谱、房谱等称谓。从中国谱牒发展的历史看，宋以后修谱的宗旨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此前家谱作为官吏铨选和巨姓望族婚姻门第参考的依据作用已逐渐丧失，编纂     

谱牒研究利用与方志编纂

以血缘承传为核心，以辨昭穆、序长幼、敬宗收族为宗旨而编修的中国谱牒，是中华传统文化很独特的现象，据笔者所见的资料：北京图书馆收藏有谱牒2200多种，上海图书馆收藏有谱牒12000多种，加上国内(包括港、澳、台)各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等收藏，以及美国“家谱学会”收藏的中国家谱4925种，还有日本、英国等国家的收藏，恐怕还只是中     

浅析《五云赵氏志》对志事功能的强化

谱牒是中华民族化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80年代以来，不但专家学大力呼吁加强对宗谱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其研究成果不断出现，而且新修宗谱也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可和支持。据笔的初步调查统计，20世纪90年代以来，仅浙江缙云一县相继修成的各姓氏宗谱就在100部以上。相对于旧谱，新谱在内容上、形式上都有创新之处，其中1997年编修的《五云赵氏志》当为佼佼。本专就其对志事功能的强化作一些分析，借一斑以求诸同好窥知缙云新谱的一些动向。     

《四库全书》早期编纂史事新探——基于《四库全书馆校档残本》的研究

《四库全书馆校档残本》为纂修《四库全书荟要》和《四库全书》期间形成的签讹档册，是复校官核查分校官签改书籍及誊录官誊抄讹错的记录，呈现了《四库全书》早期编纂的相关史事，揭示出四库馆纂办书籍的细节过程：先由分校官于底本上校改粘签，然后将这些签条移录至校档，同时也有大量校签在改后被直接省去。随后复校官稽查校签内容和缮本抄写情况，如有讹错就直接于校档中增补、删改。馆臣摭取四库底本和校档中的校改记录，汇编成《四库全书考证》和缮录为《四库全书荟要》的按语。《校档》中有两份《新唐书》的校改记录，应分别属于编纂《四库全书荟要》与《四库全书》,可以明晰荟要处与全书处既密切相关又彼此疏离的复杂关系。     

《明史》的纂修阶段

中国古代素有易代修史的传统，清官修《明史》便是易代修史的产物。顺治二年之后，诏谕开馆修史。惟有明三百年，事迹繁杂，非短时间所能纂述，因此，它的修纂历经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至乾隆四年殿本《明史》刊刻成书，历时大约95年，前后参与人数达190余人。可以说，《明史》的纂修是清朝一项历时甚久，几经起落的活动，并且与清朝皇帝的史学观念、清朝政权的政治需要以及国情形势等密不可分。到了近代，已有学者对《明史》的某些方面作了论述，对于编纂过程，也有很多研究，但其到底应分几个阶段，每个阶段各有什么特点，是需要我们进一步进行研究探讨的问题。     

从《民国鄞县通志》看陈训正对传统方志学理论的超越

陈训正(1872～1944)，字无邪，又字屺怀，号天婴、玄婴，晚号晚山老人，浙江慈溪人。民国著名的方志学家、教育家，曾任浙江省谘议局议员、同盟会宁波支部副会长、浙江省政府代主席、杭州市市长及省临时参议会议长等职。以善于修志而闻名于世，曾主持纂修了《民国定海县志》、《民国鄞县通志》、《民国掖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