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抚民厅制度形成过程初探

抚民厅是清代独有的地方行政制度与行政区划,由明代的派遣厅(府同知、通判的派出机构)演变而来。这两种厅在清代长期共存,需要有一个标准将两者区分开来。区分的标准应该由清代官方文献的记载和现代政治地理学理论结合而成。在此标准之下,通过对《清实录》、地方志中相关记载的疏理,认为抚民厅制度萌芽于明代末期,在清代设立新厅的过程中不断得到完善,乾隆十二年(1734年)潼关抚民厅的出现,标志着抚民厅制度的全面形成。     

传统文化中的客家妇女地位及其成因

客家妇女作为客家民系的重要成员群体盛誉颇多。罗伯特·史密斯在《中国的客家》一文中说：“客家民族是牛乳上的乳酪。这光辉至少有百分之七十应归功于客家妇女”。大英百科全书评论：“客家妇女是精力充沛的劳动者。”纵观各类赞誉,大多是从客家妇女的特性,如不缠足、不束胸、勤劳俭朴等方面去阐发,情感功利色彩较浓;而从理性分析,[第一段]     

客都、客家民系与文化渊源

一、世界客都的由来 客家民系是在中国长期历史中形成的汉民族内一个特别民系。客家人的根在中原,客家文化是中原古文化的延伸和扩展。中国自秦汉以后一千多年间,由于北方的游牧民族入侵或天灾战祸等原因,中原汉人多次向南迁徙,数量超百万之众。南下汉人形成若干支系,其中进入赣南、闽西、粤东北山区的中原汉人,与古越族后裔畲、瑶等土著居民杂处,互相交流,取长补短,创造出与中原文化相通、又兼具南方特色的文化,称为“客家文化”。这些南迁汉人,操一种浓厚中原古音,并杂夹江淮官话的语言,称为“客家话”,讲这种话者称“客家人”。     

罗香林教授之客家学的形成

一、前言 近世学术形成之“显学”,莫不与地下爱宝有关,致学人得以据此新“有”以印证故“有”,或以故有之学以相稽推究而深探其本,遂发展成为所谓“甲骨学”、“敦煌学”者是,惟“客家学”则由“无”所据而由广东兴宁罗元一先生（1906-1976）触类旁通,于缺乏大量史料中别取蹊径创立建构而来。或日自1930年先生始立“客家学”（Horrology）名辞后,客家学之研究遂为世人所重。自先生开此一门研究客家民系历史。现状与未来发展学科之风气至今,已演为国际“显学”之一。     

加拿大土著民艰辛的维权之路——解读“土著权利”和“条约权利”

加拿大的土著民问题与“土著权利”和“条约权利”有着十分密切的关联。这两种权利衍生于两大类法律和条约：一类是《印第安人法》及其形成后百余年来的各种修正案;另一类是殖民者或加拿大自治领当局代表英国王室与由一些酋长和头人所代表的各个部落土著民以及其他方面缔结的不平等条约。由于这些法律和条约具有不易变更的性质,使弱小的加拿大土著民现在乃至将来在维护自己的权益时,只能渐进地去改变自身极为不利的处境。     

文本与理论:民间文艺学的双重建构(1949-1966)——以《民间文学参考资料》为中心的考察

1949-1966年民间文学被纳入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进程,成为文学领域接驳、实践国家话语的重要场域。1962-1964年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研究部编纂了九辑《民间文学参考资料》,它们除了展示全国民间文艺实践外,还集中呈现了《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纲要(修正草案)》对民间文艺发展规划、组织以及民间文艺学新体系的设想。一方面,它们呈现了新中国初期民间文艺的研究宗旨;另一方面,既有对民间文艺概念、范畴、价值以及基本特性之讨论,亦有对苏联民间文学理论的集中引入,同时译介欧美民间文学理论现状,形成了与苏联、日本等"新中国的民间文学研究"对话的局面。     

被称为『湖』的沙海

一 甘家湖,是甘家湖梭梭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简称.它其实是地势低洼、波状起伏的沙海,为什么被称为湖?也许在几千、几万年以前这里是一片汪洋的大海,也许附近的农牧民习惯于将洼地、湿地都称为湖.带着满满的疑惑和好奇,金秋的十月,我再一次走进它.     

我忆念的乡村小学

<正>我们仙桃市通海口镇柳李村的小学是1950年开办的,辐射周边四、五个村。最初办在杨家祠堂,1953年搬到我家草屋后的涂家祠堂。我在涂家祠堂念到小学三年级,1970年,学校搬到大队部金家剅附近,我在那儿读到小学毕业。1975年,小学办起了附设初中班,又叫戴帽子初中,学校更名为柳李学校。村支书武大圣看过电影新闻纪录片,韶山村的学校就叫韶山学校,他说:办到大学,我们村的学校也不用再更名。     

客家土楼的＂楹联文化＂

闽西永定数以万计的土楼群．是中原汉族南迁的客家民系所独创的属于中国南方住宅的一种非常宏伟的建筑体系．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神话”般的居民住宅。客家土楼,现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列入世界文化遗产。每一座土楼的建造,都体现出客家人开拓创业、发展奋进、勤劳俭朴、好学崇文、和睦敦厚、孝悌传家等优良传统。     

清代北京旗民分城而居政策的实施及其影响

本文深入分析清代北京城旗民分城而居的过程及影响。以往对北京旗民分居的讨论研究多从顺治三年始,本文在以往研究和传统史料的基础上,利用清代内阁大库档案部分奏折和《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等资料,论证北京旗民分城而居政策开始于清顺治元年五月入北京城时,并深入探讨其具体过程。在重新梳理清初旗民分城而居过程的同时,文章进一步分析旗民分城而居政策对城市建设及发展的影响,从北京城清代功能分区、人口流动、地理地价区位等方面探讨其影响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