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王器铭文补释三则

本文对中山王■墓出土的斧钺铭文"(丸心)"予以考释,推翻了"丸"不见于出土先秦古文字的说法,也为器主的确认提供了依据;同时对圆壶铭文"燙上"、"氏"、"隹"等字词作了改读,有助于进一步理解文意。     

浅谈续志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

本是一位长期工作在地方志岗位上的老同志学习江泽民“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的体会章。作深有感触地谈了续志指导思想如何“与时俱进”的问题,大胆地对志书功能“存史、资政、教化”的传统定位表示置疑,提出要从“官本位”走向“民本位”。     

绍兴堕民阶层的境遇新论

本文以实地调查为主要依据,结合支书记载,重新评析堕民旧时的境遇。认为堕民在经济上并不比小农悲苦,其生存压力较小农轻;主体社会对这个阶层歧视但并不鄙弃。本文重点分析了堕民与其主顾的关系,认为堕民对其主顾是寄生性依附,主顾对堕民在某种意义上视为“准亲戚”,双方绝非奴役与被奴役的关系。     

《论语》“民”、“入”的实际所指与词义特点

本对《论语》中的单音词“民”与“人”的使用情况作了穷尽性的考察,认为《论语》“人”的词义主要指称“有仁德与才能”、“在位”;“民”的词义指称在“知”和“地位”上处于“下等”的众庶。“民”的词义特点是“下”,“人”的词义特点是“上”。这种“下”、“上”的区别反映出的社会现实是：在春秋时代,孔子与弟子有仁德,仁人、贤人、善士、人才有贤能,但不在位;而居于上位的君王、诸侯、卿大夫大多“不仁”、“不德”、“不贤”。众庶则处于为“君”所“使”的“低下”地位。     

《寻乌调查》——首部微观的客家社会史

江西素有“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之誉。赣州作为江西南大门和广东“邻居”,是客家先民和后裔的中转站和返迁地,是客家文化、客家民系的摇篮。首部微观的客家社会史——《寻乌调查》遂于1930年春夏之交在毛泽东的足下、笔下问世。     

客民迁徙六次说与第一徙的重要历史意义

客家是中华汉民族的一个族群,客家民系是中华民族中的汉族的一支民系。客家是由中原汉民南迁而成。客家迁徙有“五次说”、“三次说”、“六次说”。客家学先驱罗香林在《客家源流考》中所持即“五次说”。笔者赞成“六次说”。笔者的“客民迁徙六次说”,是在“五次说”前加“秦汉一徙”,且认为此一徙尤为重要,因为这一徙对于客家民系的形成有着重要的意义,且能解释客家学上的一些疑团。,     

论“吏民”即编户齐民——原“吏民”之三

从户籍制度而言,“吏民”是国家的编户齐民。通常所谓的“编户齐民”,其内涵实际上主要就是指“吏民”。作为国家编户齐民,在理论上其身份地位是平等的,表现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享有同样的权利和义务:经济上均有“名田”的权利和从“本”去“末”的义务,均有承担或被减免赋税、徭役等义务和权利;政治上均有上书言事和被察举征辟等权利;文化上均有入学受教育等权利,这既是文化上的权利,也是政治上平等权利的一种体现。虽然“吏民”作为国家编户齐民在法理上其经济、政治、文化地位是平等的,但是实际上他们之间经济上的贫富悬殊、政治上的地位高低以及由此决定的文化上的差异都是普遍现象,编户齐民并非以贫富和阶级为区分的。     

战国都城防御的考古学观察

考察战国都城的防御特征,有两个值得注意的现象。第一,从整个都城来看,防御呈现出明显的不平衡性,宫城的防御远较郭城更突出更严密,简言之,"卫君重于守民",这是战国时代都城防御的普遍特征;第二,从宫城的防御对象上分析,防御内部国人比外来敌国更甚,一言以蔽之,"防内重于防外",这主要体现在临淄齐城和新郑韩城上,而临淄齐城尤为突显,这应与这两座都城均经历了政权更迭有关。     

武汉东湖休闲旅游文化建设对策分析

休闲现已发展成为大众的生活必需品,它作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已经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而休闲文化是一切休闲生活的根和魂,今天的城市急需与之挈合的城市休闲文化。武汉市素有"九省通衢"之称,大武汉也是商业贸易中转站,打造一种城市休闲文化对于武汉市民尤为重要。本文通过对武汉东湖旅游圈休闲文化建设现状进行分析,总结出了武汉东湖休闲文化建设还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一些东湖休闲文化建设的建议。     

面对侵华日军大屠杀的南京军民

<正>1937年12月,日军攻占了南京,企图以武力与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征服中国人民,以建立长久的、稳固的殖民统治。然而,历史惩罚与嘲弄了日本军国主义当局。善良的南京人民面对侵略者的枪口与屠刀,不屈不挠,开展了各种形式的英勇反抗斗争。南京市民面对屠刀一批批倒下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入南京,对战俘与南京市民进行40余日的血腥大屠杀与强奸、抢劫、焚烧,使南京变成了人间地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