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用典在文化传承和发展中的作用——以中国历史话语中的著名三钓为例

用典除了增加语言表达效果、增加语言审美因素等作用外,还有另外一个重要作用——传承发展文化。但长期以来,人们更多的只是看到了用典的前两个作用,而对于它的第三个作用则视而不见,以致出现了反对用典的现象。正如本文所举著名三钓典故所展示的,用典既是一种传递,也是一种启发,还是一种讨论,正是通过不同形式的用典,一个民族的精神内核才越来越丰富充盈,一个民族的文化才越来越具有活力。任何一个用典的行为,都不是一个单纯的语言表达、语言修辞问题,不是一种简单的无意义的陈词滥调和掉书袋行为,更不是一种所谓守旧古板的体现,它和民族文化的继承与发展息息相关,在民族的发展进步中具有重要意义。     

从上古图文献看孔子诗学

孔子的知识和思想不仅来源於上古文书、典籍,也来源於上古图文献。上古图文献数量来多,曾作为仪式器具,用於分辨民族关系、沟通神灵、象徵天赋权利。从《山海经》、《齐谐》等物怪之书和现存上古图文献看,当时人对鸟兽草木的记录和描绘,其实是对仪式事项的记录和描绘。因此,从本来意义说,“兴观苇怨”、“事父事君”、“多识於鸟兽草木之名”等诗学命题,谈的不是文学的审美功能,不是个人情感的抒发,也不是所谓“足以资多识”的博物之学,而是礼仪政教的技能,是对“兴於诗,立於礼,成於乐”这个三段式的形象表述。本文主张结合上古文化史上从仪式中心到伦理中心的思想转变,结合孔子学礼的过程,认识孔子的知识结构和诗学思想,也了解经典世界和前经典世界的深刻联系。     

世界海外华人研究学会(ISSCO)首尔会议征文

正世界海外华人研究学会(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Study of Chinese Overseas)2015年地区年会定于2015年5月29日在韩国首尔大学(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举行。鉴于中国、东亚和海外华人的重要性日益增强,本次会议的主题为"东亚与海外华侨华人"(East Asia and the Chinese Overseas)。相关的议题包括中国对海外华侨华人及其所在国的影响、海外华侨华人与中国的关系、朝鲜半岛和日本的华侨华人等。会议欢迎华侨华人研究的专家、学者和青年学子踊跃提交论文参会。欢迎学者自行组织专题小组参会。有意参会者请于2014年12月31日之前以英文提交个人信息及     

黎锦熙的语言政策思想——以《国语新文字论》为例

文章以《国语新文字论》一书为例,系统阐述黎锦熙的国语运动思想和语言政策理论,将黎锦熙提出的“国语广狭五义”“国语新文字”等观点逐一剖析,认为五六十年代国家的文字改革措施与黎锦熙的主张,在基本格局和主体思想上是一致的,并深入探讨其观点对于中国当代语言政策乃至世界语言政策研究的方法论意义。     

藏文的历史与现代应用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它和人类一样一古老,自从有了人类,就有语言。语言是社会成员之间的联系纽带,没有语言,人不能称之为人。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与语言相比,文字的出现要晚得多,世界上出现文字到现在也不过几干年的历史。每个民族都可能有自己的语言,但不是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字,文字代表一种文明的精神高度,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他说什么语言？

Y染色体突变与汉藏语系分区关系图 通过研究,科学家构建起了Y染色体与语言分区的联系。以汉藏语系为例,这一系人群,Y染色体多见一种叫做M117的突变。尤其在西藏和印度北部地区、缅甸一带,这种M117的含量非常高,有时可以达到100％。相比之下,台湾、日本等地人群的M117含置则非常低。这种浓度的变化,说明汉藏语系的传播途...     

论木鱼书《花笺记》的伦理教化思想

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儒道互补,而以儒家思想为主。儒家思想又富于浓厚的道德色彩,信奉的是伦理中心主义,因此伴随着儒家思想影响力的不断扩大,中国文化中一切精神层面的东西都蒙上了伦理的色彩,文学当然也不例外。以中国古代较早传入西方并引起很大反响的文学作品为例,如《好逑传》,之所以能得到歌德的好评,就是因为它以才子佳人的故事演绎了儒家“发乎情而止乎礼”的思想,富有东方道德的浪漫色彩。而《赵氏孤儿》除了与西方文学相类似的“复仇”主题外,其中蕴含的“忠”、“义”观念也成为西方人了解中国文化的一面镜子。我们因为深深浸淫于儒…     

关于史志语言的断想

史志语言应朴实、准确、精炼、严密.朴实即要求史志语言雅俗共赏,准确就是要求语言注重科学性,精炼就是要求史志语言简洁,严密是史志语言的一大特色.     

为什么中国没有茶道

传统中国对心灵世界的关怀只停留在政治和伦理领域,不认为一些审美活动对人的心灵有深刻的影响,稍有过度便被认为是“玩物丧志”。     

高技术条件下的人类、战争与环境--以1991年海湾战争为例

科技进步和军事变革互为条件、共同发展。战争作为“流血的政治”,其根本属性并没有随着科技进步而改变。它不仅是人类社会内部的严重冲突,更是特定生态系统中人与环境的对立。与以往的战争模式相比,高技术战争看似“人道”,却凸显出人与环境之关系更趋紧张的态势。以1991年海湾战争为例,战争双方滥用科技带来的破坏,几乎超出了自然环境的自我恢复能力和人类重建家园能力。无论联军还是伊军,都是环境的破坏者,他们连同平民一起又是环境破坏后果的最终承担者。从人与环境的关系入手审视高技术战争,使我们看到了现有的战争伦理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