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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离子》为明朝刘基所撰。关于本书的论著并不多见 ,但是有关刘基事迹的流传颇为广泛。刘基 ,字伯温 ,浙江青田人 ,封诚意伯。《明史》记载刘基“幼颖异”,“博通经史 ,于书无不窥 ,尤精象纬之学”。“遇急难 ,勇气奋发 ,计画立定 ,人莫能测。暇则敷陈王道。帝每恭己以听 ,常呼为老先生而不名……”(《明史·刘基传》) 。关于《郁离子》一书 ,在吴从善作的《郁离子序》中有言 :“夫郁郁 ,文也 ;明尔 ,离也 ;郁离者文明之谓也。”该书共 1 95条 ,立意深刻 ,言简意赅 ,多以寓言形式阐明道理 ,取材广泛 ,小到个人 ,大到国家、经济、政治、伦…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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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德凌 《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23,(1):38-42
今本《诗经·召南·行露》中的“行露”二字,敦煌写本斯789、伯2529均作“行路”。“行”指道路,“路”指路车,“行路”指道上的路车,并非郑玄《毛诗传笺》所云“道中始有露”之意。由《公羊传·昭公二十五年》“乘大路”何休注:“礼:天子大路,诸侯路车”,可知诸侯方可乘坐路车。据《毛诗序》“召伯听讼”,知此路车乃是召伯所乘。此诗称扬召伯勤勉于公事,乘坐路车前去听讼,从而使得贞信女子脱离无礼男子之诉讼。敦煌写本所载录的“行路”,为重新解读《召南·行露》的主旨提供了新思路,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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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對五年琱生簋、五年琱生尊和六年琱生簋的銘文進行重新研究,對銘文所記"土田獄訟之事"的具體性質,以及銘文中不少文句的意義,都提出了新的看法。認爲:"公僕庸土田多刺"指公僕庸土田的問題受到不少指責、揭舉,主要問題是公(召伯虎之父)對其受賜的僕庸土田上庸的勞動的剥削和僕的役使没有按照規定讓王家分享,琱生就是王家派來處理此事的。銘文中""字,應從李平心之説讀爲"藉","公藉其參,汝則藉其貳"意思是説,如召氏藉取庸所耕之地十分之三田地上的産物,王家就藉取其中(指召氏藉取之田中)十分之二田地上的産物。"其兄,公;其弟,乃"是指每家僕中應役的年長者歸召氏役使,年輕者歸王家役使。"廛"字應讀爲蟬聯之"蟬",五年琱生簋銘中召伯虎所説的"蟬我考我母命"意思是説,在對"公僕庸土田"的處理上,他遵循他父母的決定;六年琱生簋的"蟬命"是説仍遵本來的王命。文中其他新見從略。銘文反映了召氏"公僕庸土田多刺"一案的始末,對於我們瞭解西周時代統治階級對僕庸土田的具體剥削方式是有很大價值的。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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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国失载于文献,或属皋陶之后,周公东征后被迫南迁至安徽六安一带,即文献所载"六"国。录伯与陕西扶风所出的伯之器并无关联,而伯诸器的器主与录诸器器主同时参加了周穆王时期对淮夷的征伐,二人属上下级关系。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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畏兀儿人沙剌班是元顺帝妥欢贴睦尔时期的重臣,他与其子世杰班在罢黜伯颜、举荐康里氏帖木达世等系列活动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元史》和《山居新语》等文献显示,此人并未参与《金史》的编修。然而,目前反映少数民族史学史内容的学术成果大多认为,元代的畏兀儿人沙剌班是《金史》的编修官之一,其实远非如此。笔者翻检《道园类稿》中的碑刻发现,真正参与编修《金史》的沙剌班又名刘伯温,是张掖人,与同名的畏兀儿人沙剌班无涉,他们两人在元代的经历和活动亦各不相同。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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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歼父簋铭文记载伯歼父跟随西周某王从成周出发南征,有所俘获,因作宝簋祭祀文祖考事。伯歼父簋的制作时代,说者或以为属于西周厉王时期。本文结合宗周钟等铭文研究认为应该属于西周昭王时。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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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秦斋收藏的四件伯丧戈、矛,是最近发现的重要秦国文物。本文在考察器物形制和解释铭文的基础上,认为这四件戈、矛属于春秋早期,并结合文献指出,四件戈、矛的器主“伯丧”应是文献所见的大庶长弗忌。铭文还记载了春秋时秦国最初向东方的发展,有特殊重要的历史意义。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