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外交观念的演进——明太祖诏令文书所见之天下国家观

根据明太祖诏令文书,对明朝初年外交观念进行初步考察,明太祖外交观念的基础不是建立在广义的天下观上,而是建立在国家观上。尽管王朝初建时,也有天下主身份与形象展现,但是在现实中则更多地定位于大国之君。这说明在明朝统治者的认识中,天下国家已经重新定位:从一元天下到多元国家,从天下主到大国之君。所谓从"天下"缩变为"中国"的过程就这样开始了。从传统帝国天下观到国家观,观念重构的过程,也就是历史转折的过程,标志了传统帝国逐步向近代国家转型的趋向。     

金世宗朝保护野生动物政策及其原因分析

金世宗时期,下达了一系列关于野生动物保护方面的诏令,以法律形式维护了金代中期的生态环境的和谐发展。施行野生动物保护法,其背景有主客观等多种原因:金世宗受到儒家思想中"珍爱物命""中庸"等思想的影响,是金世宗维护金朝统治政策的一部分,金世宗根本宗旨是维护封建统治的稳定有序发展。     

何易于的为官之道

《新唐书·循吏传》中载有何易于其人。他是唐文宗太和年间(公元826—836年)益昌(今四川广元市南)县令,为官清正廉洁、勤政爱民。更难能可贵的是,为了维护百姓的利益,他甘冒革职、坐牢、砍头的风险,抵制了上司的派遣,违抗了朝廷的诏令。     

试论地方志工作法治化进程

编修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历代统治者都非常重视,颁布过与地方志相关的诏令、训令或条例、规划纲要,梳理这些文件的相关规定,对于推动地方志工作规范化、科学化、法治化有重要作用,对于依法治志也有重要启示。     

金代诏令所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金代诏令是反映统治者意愿的重要文献,其所载内容多有体现中华民族共同体之建设者。主要表现在继承中原政权统治传统、接受“大一统”理念和中原文化等方面。金代诏令所载体现了金代统治集团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推动,这也充分说明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是历史持续发展的结果。     

重释"高帝五年诏"中的爵制问题

刘邦称帝后于汉高五年(前202)五月颁布了一道长篇诏令,即所谓“高帝五年诏”。此诏令涉及新王朝初建时奖励有功、安定天下的具体措施,直接影响到新的等级结构和社会秩序的建立,故长期为中外秦汉史专家所重视。虽然《史记》、《汉书》、《汉纪》、《资治通鉴》等书对它均有记载,     

“功德坡”上的疯狂

公元前166年,汉文帝刘恒下了一道匪夷所思的诏令:要在国库后面修一条光滑的坡路。国库前面本来就有路,后面再修一条,用处不大且劳民伤财,引起众臣的非议。可刘恒还是下令坚持修路。20多天后,坡路修好了,刘恒亲驾察看,对群臣宣布道:"此坡名为‘功德坡’,意在纪念众臣多年来为朝廷效劳的功绩。现在我决定把国库打开,赏赐各位爱卿亲自到库房搬运国绢,能搬多少就赏多少,但必须从这条‘功德坡’经过,以示庆贺。"皇帝竟然打开国库赏赐?群臣简直不敢相信自     

明代外交模式及其特征考论——兼论外交特征形成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关系

本文考论明代外交模式及其特征的形成,在两个层面上展开,一是既定国策的层面,另一是外交运行的层面。主要利用洪武初年编辑的《祖训录》与洪武末年编辑的《皇明祖训》的相关内容,并发掘和利用明太祖外交诏令文书的大量实例,在对这两类史料经过仔细分析以后,认为所反映的明代初年外交实态是一致的,结论是洪武朝形成并奠定了以"不征"为特征的明代和平外交模式,这一模式形成具有特殊的意涵,意味着明代帝王明确摒弃了自古以来存在两千多年的天子至高无上的征伐之权,选择了和平外交,回避战争,表明中国古代对外关系理念与现实发生了重大转折,从而形成了明代外交有别于历朝历代的显著特征。并探讨了这一外交模式的转换,透视出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关系的张力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进而提出以朝贡体系一元论解释明代外交模式的观点,应该有所修正。     

西汉初期诏书探微

汉初诏令,受黄老之学的影响,呈现出其特有的文学表现形式,崇尚真朴,反对华藻。高祖、文帝之诏令自有其风流,尤其文帝诏令,感情之浓、忧患之深是帝王诏令中不多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