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史观与民国时期傅衣凌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北大核心CSSCI

在社会史论战影响下,傅衣凌确立了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的基本问题意识。此后十余年,唯物史观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演变的普遍规律,始终是傅衣凌分析中国社会历史的重要工具,但他不再像社会史论战者那样“为公式牺牲材料”,而是开始尝试处理规律的普遍性与中国历史特殊性之间的关系;同时,他也不再“把方法当结论”,用理论方法来代替历史研究,而是将宏大的理论问题具体化,通过具体、细化的实证研究,来验证理论的真确与否。傅衣凌的这些特点,反映了民国时期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整体性转变。     

普列汉诺夫与列宁的争论

<正>上世纪60年代中苏论战,为了批判苏联"修正主义",中国出版了若干"灰皮书",其中就有普列汉诺夫的《在祖国的一年》(三联书店1962年出版,内部发行)。普列汉诺夫在过了37年流亡生活之后,终于在俄国"二月革命"后回到彼得格勒。从1917年3月31日到1918年5月,普的全部演讲、文     

一个世纪的经济学大论战

社会主义必须与市场经济兼容,这是在国际范围内长期艰苦探索、反复争论得出来的结论.争论的焦点集中在社会主义社会应该如何配置各种资源以更好地发展经济,是主要运用计划方式还是主要运用市场方式?社会主义能不能与市场经济兼容?这个问题从19世纪初开始已经争论了一个多世纪了,直到现在实际上还没有完全停息.这是思想理论领域里一场跨世纪、跨国界的大论战,不仅涉及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也关系到所有发展中国家,它的意义是十分广泛和深远的.     

中西文化论战--胡适最后的关注

1961年底,台湾发生了一场中西文化论战。一方以李敖等人为代表,主张“我们面对西方现代文化,就好像面对一个美人,你若想占有她,她的优点和缺点就得一块儿占有。”另一方以胡秋原等人为代表,主张人们不可在“复古”、“西化”中选其一,“因复古只足以促成洋化,而洋化无论西洋化、北洋化,到最后都是亡国。”开始双方都以《文星》杂志为阵地。《文星》创刊于1957年11月5日,是一份标榜“生活的、文学的、艺术的”综合性月刊,到第25期将其宗旨改为“思想的、生活的、艺术的”。由于1961年10月、11月、12月三期连续刊登了居浩然的《徐复观的故事》…     

关于近代史研究“新范式”的若干思考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思想理论战线“拨乱反正”的进行和我国现代化建设新阶段的展开,有的近代史研究开始对所谓传统观点,即“革”前17年间力图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指导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得出的基本认识进行重新审视,初步提出关于中国近代历史发展基本线索的新思路。此后,赞同和运用这种新思路的研究日渐增多,至90年代,研究成果续有发表,这种新思路也发展成为一种新“范式”,以这种新“范式”构架中国近代史的学术作也有多种出版,其中由冯林先生主编,改革出版社     

并非平庸无能的鲁庄公

鲁庄公（公元前705—662年）,春秋时期鲁国第十六世国君。自从《曹刿论战》被选人中学语文课本后,鲁庄公就成了曹刿的反衬,“以庄公的驽钝、浮躁反衬曹刿的机敏、持重。”（孙绿怡,《中华文学鉴赏宝典》）从而认定鲁庄公是个平庸的国君：“他把战争的胜利寄托在施行‘小惠’和祈求神灵的保佑上,说明他无能;他急于求战,又说明他军事上无知。”这种对鲁庄公的片面的、极不公正的评价,影响了一代甚至几代人。出于对历史负责、对鲁庄公负责和对后代负责的原因,我们有必要对鲁庄公进行全面的考证和作一个相对公正的评价。     

"中国社会史论战"对于唯物史观的传播

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的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是大革命失败后人们思考中国往何处去和人们应该怎么办这些问题造成的,其兴起的学术原因完全是共产国际关于中国社会不同看法的交锋在中国的反响。论战中唯物史观的经典作被大量翻译过来并被许多学争相引用,马克思社会形态学说受到了广泛注意。那时的论战对待唯物史观的态度并非完全赶时髦或纯粹是党派之争,事实上确有一些学对待西方的社会学说和论战中出现的观点,保持着学的风范,即对于理论和学术的批判态度。     

国际反修斗争和“灰皮书”

上世纪60年代初开始,中共中央发动了一场针对苏共的世界范围的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声势浩大,全球瞩目。为了配合这场国际反修斗争,特别是中苏大论战的需要,根据中宣部的指示,在中央编译局等有关单位的共同合作和配合下,由人民出版社、商务印书馆、世界知识出版社和上海人民出版社四家出版单位组织翻译出版了一批所谓新老修正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的著作,作为“反面材料”,封面一律用灰色纸,不作任何装饰,大家习惯上就称为“灰皮书”。     

在苏联核手术的阴影中（中）

中苏论战是由中苏两党裂隙的加深而逐渐展开的。1960年6月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期间,苏共策划的对中共的突然袭击,接着在莫斯科26国党的起草委员会上与中共的交锋,以及在十月革命43周年纪念活动中和中共的冲突等,对中苏公开论战作了有力的铺垫。     

60年代中苏两党关系是如何中断的

1963年、1964年中苏大论战期间,苏共在连篇累牍地公开发表反华文章、掀起大论战的同时,也通过信函一次次向中共提出停止公开论战、召开国际会议的建议。对于苏联反华行动,中共进行了还击,同时也试图寻找机会谋求团结。但苏共的一些做法使中苏间的分歧进一步扩大。1965年3月,苏共纠集19个共产党、工人党在莫斯科召开会议,中共拒绝参加。这次会议是“一个公开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极其严重的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