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蔡元培对20世纪疑古思潮的客观影响

20世纪20年代,萌生了以顾颉刚为代表的、以疑古辨伪为特征的史学派别——古史辨派,形成了一股勇于打破传统古史体系的疑古思潮。虽然其孕育于20世纪中西文化碰撞、排斥、吸收、交融的大背景下,是传统与现代多种复杂因素混合下的种子,但是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支持和保护者的蔡元培先生,却对这一学派及其思潮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蔡元培先生中西交融的学术思想以及他在北大锐意革新中一方面提倡学术自由之精神,开创思想解放潮流的风气;另一方面倡导科学精神和方法,鼓励科学求真之精神,从思想与实践上对疑古思潮产生了重要的推动力。他闪现着时代理性之光的思想与实践,对我国学术史的转型和发展具有开辟意义和精神价值。     

高安元代窖藏之再研究——窖藏埋藏年代及其主人身份考

高安元代窖藏自发现至今,仍属国内外专家关注的热点。究其原因当属窖藏出土的青花釉里红瓷器其数量之多、品质之精、造型之众、器型之硕大令世人瞩目。窖藏发现30余年来,虽先前的窖藏研究对主人旱有定论．然而随着近来对其出土器物研究的不断深入,有关主人及身份出现的诸多疑点也逐渐显露。此次对窖藏主人的再研究,是在剖析窖藏器物的文化属性、使用功能基础上,以高安明正德《瑞州府志》之所栽的、元代瑞州路与之有关的史料为佐证,再结合《元史》中的相关记载进行了比较分析,从而推论出窖藏主人及其身份。在现有条件下,该文最大限度地还原了窖藏主人的真实面目及其埋藏时间等诸多与窖藏有关的历史信息。     

勘正辨疑随文释义--《敦煌边塞诗歌校注》简评

随着“忽有天炮响震”,“山裂一缝”,看护敦煌莫高窟的道士王圆箓发现了封闭近千年的藏经洞,数以万计的文化瑰宝公诸于世,震惊环球……到如今已是整整一个世纪了。     

《登科记考》订补八则

唐末五代名诗人黄滔“奋然二十四年于举场”(《莆山灵岩寺碑铭并序》),集中保存了丰富的唐代科举材料,徐松《登科记考》自乾符至乾宁年间亦有大量征引。虽时贤前人于徐氏书多所匡正,然自滔集观之,仍有可议之处。本据《丛书集成初编》本《莆阳黄御史集》(此为清王懿荣校刊《天     

《永乐大典》本《新安志》佚文订误七条

以淳熙《新安志》、弘治《徽州府志》、道光《徽州府志》为主要参考,广征其他文献资料,对《永乐大典》所收《新安志》的七条记载中的错误作了订正。     

从《折疑梵刹志》看清代南京大报恩寺的房地租赁

房地租赁是明清寺院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南京大报恩寺毗邻城市,房地租赁在寺院经济中的地位尤其重要。对比《金陵梵刹志》《折疑梵刹志》这两部佛寺志的记载,能发现清代南京大报恩寺房地租赁在明代基础上有长足的发展,种类、数量与收益都有增加,管理制度也更加完备,体现了寺院经济商业化水平的提高。     

柯九思生卒年问题疏证

柯九思生卒年问题,因画史和相关史籍记载舛误悖谬,明清以来一直争议不绝。20世纪60年代,宗典汇考明清疑年诸说,将柯九思生卒年定为1290年至1343年,其论遂成定说。本文尝试在复检前人学者诸说的基础上,揆诸史料,以诗证史,重新考订柯九思生卒年问题,将其生卒年推定为1298年至1351年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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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传统的史学观念,夏商的主体民族、主体文化是同一的,一脉相承的。自本世纪初叶的新文化运动,特别是疑古派的“古史辨”运动以来,中国古史系统遭到彻底的破坏,夏商的主体民族由原来的同一民族变成了两个民族,主体文化变成了两种文化。经过一阵扰嚷,人们对已被否定的古籍和古史失去了信心,只有通过刚刚诞生的中国考古学了解古史。有的学者根据夏商统治者主要活动或发迹的地域,把夏文化与当时主要发现于晋南和豫西的仰韶文化联系起来,     

史料的尽量扩充与不看二十四史——民国新史学的一个诡论现象

北伐前后史学研究中曾出现“史料的广泛扩充”与“不看二十四史”这两种倾向并存的诡论现象 ,本文即以这一长期为学界忽视的现象为中心 ,探索当时新旧史学见解歧异之所在 ,特别注意考察这一现象与疑古倾向、“二重证据法”的关联。当时新派学者刻意扬弃正统而注重异端 ,形成一种从边缘重写历史的倾向 ;他们为进入世界学术之林 (即“预流”)并与西方争胜 ,而更多关注西方汉学家重视的研究领域和材料 ;这些因素都直接间接影响到学者的史料观 ,既极大地扩充了史料 ,也导致轻视常见文献的取向 ,影响相当广远     

敦煌吐鲁番回鹘汉译疑伪佛典

本文专门论述敦煌吐鲁番发现的9件回鹘汉译疑伪佛典：《阿弥陀经》、《慈悲道场忏法》、《大方广圆觉修多罗了义经》、《佛顶心大陀罗尼》、《佛说北斗七星延命经》、《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佛说温室洗浴众僧经》、《梁朝傅大士金刚经并序》和《十王生七经》。本文首先对每一件文献作简要说明,然后介绍文献收藏单位的编号、整理者及其研究成果,最后提供相关研究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