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当代中日关系中的历史认识问题--兼评《中日接近和"外交革命"》发表引起的"外交新思考"问题

针对近年来的“外交新思考”的讨论,作者认为,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的30年,是1871年中日直接交涉以来最好的30年,在当前国际关系背景下,提出联合日本对抗美国是无的放矢,因此“撇开历史”或“搁置历史”不是解决当前中日关系的良策。近几年中日关系中出现的问题,如历史教科书问题,参拜靖国神社问题,都是日方引起的,不是中方引起的,为了进一步密切中日关系,推进亚洲和平,首先要解决日本政治领导人的历史认识问题．改变“脱亚入欧”的思想路线。     

在胡耀邦领导下工作

多少次执笔想抒发我内心灼热的情感,怀念生难忘的耀邦同志,但直到我将满83岁的今,才力不从心地还多少年来的宿愿。耀邦同志是1989年4月15日过早地离开世的。邓小平同志曾亲自到人民大会堂为他送。我含着眼泪走出大会堂南门,伴随他的灵车长长行列中到达八宝山革命公墓。15年过去     

辛亥志士耿伯钊

百年以前,武昌老城中的花园山聚会,“实际是湖北革命团体的源头”。从革命思想和骨干力量上,为辛亥革命进行了不可忽视的准备,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革命局"辨析

据苏俄、共产国际的有关档案记载。1920—1921年间在上海和中国其他几个大城市曾出现过“革命局”(ревбюоро)。对于“革命局”究竟是什么组织。目前已有几位党史学者发表了不同的意见,分别视其为:中共上海发起组及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社会主义者同盟的领导机构、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机构和俄共在华组织。这几种看法均值得商榷。从档案原文和“革命局”的名称、组织系统、自身结构与功能任务等方面来看,1920年夏成立于上海的“革命局”实际上是直属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的具体负责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机构,而在其他城市的“革命局”则是设于上海的“中央局”的分支机构。虽然革命局后来的隶属关系、组织机构有所变化,但其作为共产国际的在华一级机关的性质却始终如一,在指导建立共产党、推动各革命团体的活动、实施共产主义宣传等工作上发挥了重要作用。随其主要使命的基本完成和中共的成立,革命局也归于消失。     

要重视乡村边缘群体的研究

“中国的问题实质上是农民问题”,农民及其所依附的土地,构成了看似简单实则复杂的乡村社会。近年来,乡村史研究越来越引人瞩目。人们对历史上乡村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乡村本身,诸如经济、社会、人口、区域等等;二是研究乡村的理论与方法,如停滞论(珀金斯)、陷阱论(伊懋可)、过密化论(黄宗智)、内卷化论(杜赞奇)、区域经济(中心边缘)理论(施坚雅)、权力共同体论(秦晖)、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增长论(马若孟、罗友枝),革命范式,现代化范式,学科交叉,等等。     

革命根据地新富农问题研究

在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中共领导下的人民民主政权,实施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农村中的封建土地制度被消灭或削弱,农民个体经济得到发展,一部分原来的中农甚至贫雇农在抗日民主政权的扶助下,辛勤劳动。努力经营,上升为新富农。这是新民主主义社会中的一种新的经济形式。它的出现和发展,对于打消动摇封建土地所有制后农民发展生产的顾虑,鼓励他们劳动发家,对于克服根据地由于战乱和敌伪封锁造成的经济困难,起了积极的作用。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对新富农经济采取鼓励其发展的政策。在解放战争时期进行土地改革的过程中,对新富农的政策一度发生动摇,但很快得到纠正。     

岭南春色——广东省博物馆陈树人绘画展

与高剑父、高奇峰并称“岭南三杰”的陈树人(1884-1948年)是岭南画派创始人之一。他原名韶,以字行,号葭外渔子,别署二山山樵,广东番禺人,早年从广东著名花鸟画家居廉(1828-1904年)学画,曾先后两次赴日本留学。后来加入同盟会,投身革命,曾在国民党侨务委员会任职。     

邓小平与左右江革命根据地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邓小平领导发动的百色起义、龙州起义和起义后创建的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是邓小平独当一面领导一个地区革命斗争的起点,也是他革命生涯中几个光辉时期的第一个。当年,他以非凡的无产阶级革命胆略,敏锐地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和契机,从中国的现实和广西的实际情况出发,不囿于共产国际和党内“左”倾错误思想的干扰,既继承、借鉴前人的经验,又敢于突破陈规和外国模式,     

美国革命时期马萨诸塞立宪运动的意义和影响

在美国革命期间各州的立宪中 ,马萨诸塞立宪运动以成就最为突出、意义最为深远而著称。马萨诸塞立宪开创了专门制宪会议和人民批准宪法的先例 ,设计了以分权制衡为特色的新型共和政体 ,在宪政思想方面取得了新的突破 ,展现了革命期间美国政治文化的一个精彩侧面 ,尤其是推动了外来政治理论的本土化 ,并对英国宪政经验进行了创造性的转化。所有这一切都对联邦立宪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为美国宪政的形成提供了丰富的滋养。     

18-20世纪俄国的国家与现代化

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常常导致社会冲突,解决冲突的方式不一,其中以改革和革命为主.当改革不足以解决尖锐的社会冲突之时,革命便不可避免,旧制度随之寿终正寝,而由国家实施的改革模式则力主法律的继承性和合理化变化.19-20世纪初的俄国则成为这样两种社会发展模式博弈的舞台.俄国通过革命解决了当时的社会冲突,其革命模式对许多亚非拉国家产生了深远影响.然而,这些采取革命方式解决冲突的国家多以失败告终,不仅未能步入现代化道路,反而使国家陷入混乱状态.现代化进程顺利与否完全取决于其自身的历史条件与外部因素,盲目效仿他人不足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