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艺生产与中国古代社会的复杂化进程

社会复杂化的表层是社会分层和政治组织形式上的专制统治,但社会复杂化无疑是建立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之上的。文德安(Anne P.Underhill)教授的《中国北方地区手工业生产与社会变迁》(Craft Production and Social Change in Northern China)一书,就是从陶器生产探讨社会复杂化过程的一部专著,本文是该书的第一章,主要介绍作者的研究意图和书中将要采用的阐释理论。作者长期从事黄河中下游地区史前至夏商考古学研究。她注意到,当时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是陶质或铜质饮食器具在贵族奢侈品中占有异常重要的地位。作者认为,饮食器具地位的凸现,显示的是社会上层对高级食物和饮品以及生产、制作这些食品所耗费的劳动力的占有,是社会上层集团为了在竞争中彰显自身财富和威望这一社会行为的反映。为了适应这种社会需求,陶器手工业者不断改进生产技术,提高生产效力,增加产品种类,其结果是导致了陶器的专业化生产;而这些因素又反过来影响了生产组织的变化。在社会复杂化过程中,贵族总是在谋求对经济、政治、意识形态和军事上的控制权,而经济控制权是实现一切权利的基础。鉴于高级饮食器具在社会上扮演的异常重要的角色,控制高端陶器的生产、流通和消费,尤其是对最为关键的“生产”阶段的控制,也便有了不寻常的社会意义。精英阶层通过对专业陶匠及其相关的专业化生产的持续投资,实现了对这种高端陶器生产的有效地控制,而陶器生产技术的日益复杂,也使得对其生产的控制变得相对容易。这种“资助式”专业化或称附属式专业化生产,实际上是最早出现的“官营”手工业。判断附属式或官营手工业与独立的非专职的专业化生产的主要标准是器物的标准化程度。为了了解中国早期陶器生产,文德安博士曾屡次亲赴贵州、云南和新疆各省区,采集人类学、民族学第一手资料,并有长篇调查报告发表。这是北美人类学考古学家的治学路数。这种亲历的经验,使得作者在对中国史前陶器生产的研究上受益良多。陶器标准化程度主要是靠测量数据来体现,苦于国内考古发掘报告中往往缺少“典型器物标本”以外陶器的测量数据,作者数度穿梭于山东、河南各地的博物馆和考古工作站,测量必须的陶器数据。她认为龙山文化陶器已经属于附属式手工生产。作者的这一认识,已经从制陶技术的研究中予以证实。两城镇龙山文化制陶所反映的工艺流程,清楚地显示了陶器生产专业化发达程度。关于宴享在社会复杂化进程中的作用,国外人类学界与考古学界已有许多成果。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为,宴享是个人用以显示自身财富、维持或提高自身权力的一种手段。在我国,龙山时代存在饮品酒已经得到证实,但史前和原史时代宴饮的社会功能却并非一个不证自明的命题。实际上,我国后代文献如《国语·周语中》所记“饫以显物,宴以合好”,就道出了宴饮的性质。《周礼·春官·大宗伯》所言,“以饮食之礼,亲宗族兄弟”;“以飨燕之礼,亲四方之宾客”,说得更为直白。也正是因为宴饮容易“合族”、“聚众”,故立足未稳的西周年统治者规定民众不得“群饮”,违者“尽执拘”、“其杀”(《尚书·酒诰》)。这是从反面理解宴饮功能的文字记载。本文对于我们的最大启示,与其说是作者得出的结论,不如说是在研究方法方面。作者实际上是把考古学上最为常见的陶器,放到政治经济领域加以考察,即把陶器的生产、流通与消费过程放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考察器物所具有的社会性质或者产品蕴含的象征意义。史前时代晚期某些陶器所具有的礼器性质早就为学界所公认,但对于陶器礼器化的过程却缺乏有说服力的论证。作者假设,贵重食物、饮品和盛放它们的饮食器具及其背后所隐含的劳动,导致了精英阶层对某些高端陶器生产的控制与独占;而控制陶器生产的结果,直接引发了隶属式专业化生产组织的出现(这本身就是社会复杂化的一个体现),其在考古学上的表现形式,就是陶器本身所反映出来的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的提高。前一个假设,通过对高端陶器与高等级墓葬等共存现象的考察很容易得到证实;后一个假设,则通过统计测量得出的陶器标准化程度和陶器工艺流程的复原得以验证。所谓先有假说,再加以验证,这是一个很好的个案。     

趋势

高房价压低生育率倘若比较一下全世界各国的生育率,你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全世界5个生育率最低的国家(地区)都是华人社区:中国大陆(1.22)、新加坡(1.09)、香港(0.97)、澳门(0.91)、台湾(0.90)——括号中的数字表示一个妇女平均生的小孩的个数,这个排名包括了所有的国家和地区(除了梵蒂冈)。作为比较,世界平均生育率为2.5。人口自然替代生育率,即保持人口总数稳定的生育率,为2.1。也就是说中国的生育率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远低于保持人口稳定     

依宪治国是执政的基本守则

正1954年9月20日,我国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了我国第一部"宪法"——"1954宪法",今年正逢它诞生的60周年。新一届党中央领导人习近平上任伊始就强调,宪法的生命与权威在于实施。否弃"以党治国"的旧思维和旧体制,实行依宪治国,由"党治"转为"宪治"执政党治国必须是"依宪治国",     

辉格式历史解释的形成、特点及困境根源

19世纪中期以后,英国形成了以哈兰、麦考莱和屈维廉等人为代表的辉格派历史观念,认为当代社会是从过去某个时代直线进步到今天的结果,将历史分为进步的和反动的两个阵营,尤其赞扬宗教改革和"光荣革命",强调近代以来的辉格党、新教是当代英国政治自由与宗教宽容的动力渊源和主导力量。该历史观念长期在英国占据主流地位。20世纪30年代,巴特菲尔德将辉格派历史观念与特定的历史编纂方式相连,辉格式历史解释指向所有历史学家都可能身陷其中的心智习惯和历史写作的一般困境。巴特菲尔德、波考克和斯金纳等"剑桥学派"代表人物批判了辉格式历史解释的谬误,力求用语境主义方法实现对过去历史的客观准确的理解。     

戴季陶的三民主义观

戴季陶是孙中山逝世后最早对三民主义进行解释者。大陆学术界对此问题多沿袭传统观点,对其持批判和否定的态度。研究此问题应该摆脱意识形态的困扰,回归学术研究的层面。＂戴季陶主义＂的产生,是特殊社会环境的产物,是国民党党内斗争的结果,戴季陶个人也起了重要作用。戴季陶的三民主义观包含了对三民主义的解释,也包含了他自行发挥的反共理论。＂戴季陶主义＂引起了国民党右派的共鸣,为后来的＂清党＂奠定了理论基础,进行了舆论上的准备。     

亨普尔《普遍规律在历史学中的作用》之文本研究

1942年,亨普尔于《哲学杂志》第39卷第2期发表了一篇题为《普遍规律在历史学中的作用》的论文。①在这篇仅有14页的短文中,针对那种认为历史学在方法论上迥然有别于自然科学的流行观点,亨普尔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他明确主张,与在自然科学中一样,普遍规律在历史学中也同样发挥着决定性作用,是历史研究不可或缺的手段。此观点一经提出,立即激起了分析哲学家们     

考古学思想史背景下的中国环境考古学

前言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对学科发展历史的回顾与反思,有利于我们解释历史,探求历史规律,从而透古看今,为学科未来的发展指明方向.上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的一批学者陆续对中国环境考古学史的研究做了工作.周昆叔先生的《环境考古》一书全面介绍和总结了20世纪中国环境考古的研究概况,分阶段回顾了中国环境考古的开创和发展历程,主要通过对实践成果和技术发展的考察,将中国环境考古学分为萌芽、蓄势和拓展期三期.     

安克斯密特的历史主义更新论

安克斯密特视自己为19世纪历史主义的继承者和更新者。他立足反省历史写作的性质,从讨论作为整体的历史文本入手,主张将19世纪的历史主义的核心概念——个体性或历史的观念——去本质化,使之成为叙事主义历史哲学的叙事实体,即以一个特定的观点、一种历史解释或者某一特定的视角将启蒙史学与历史主义、叙事主义联系起来,以阐明历史写作的连贯性与统一性。     

现代性与“她”字的认同——读黄兴涛《“她”字的文化史》

《"她"字的文化史》是一部"新文化史"与传统史学方法相结合的著作,富有启发性。该著用现代性概念对"她"字的创生与社会化认同做了分析,认为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不是"西方性",而是中国人自身的"现代性诉求"。然而,"现代性"并不能与"西方性"截然分离,它们之间的内外界分有待商榷;参与"她"字问题争论的"男女平等"的现代性别观念尽管有不足,但也不应用今天的标准去衡量和评判;现代性概念没有固定的模式,"她"字既然是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交融互动的产物,在对其做因果分析时,把现代性看作是对特定时代中西关系或传统与现代关系的一种界说,也许更可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