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时代的娱乐化潮流

娱乐化潮流席卷中国。只是最近二十多年的事。但影响既深且巨。为了实现现代化,中国曾经花费上百年的时间追赶西方,西方却一闪身进入了后现代社会。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一个大跨步跟进,总算勉强追上了时代脚步。证据就是我们也有了后现代病——过度娱乐化。看广电总局三番五次发布“限娱令”,可知娱乐来势凶猛,需要“控制”。     

以《汉书·地理志》之体例试读《中国风俗论》

《汉书·地理志》是我国第一部以“地理”命名的地学著作,它为地理学著述开创了一种新的体例,即疆域地理志。《中国风俗论》是我国近代地理学家、历史学家张其昀的一片文章,它主要记述了民国期间我国的地理风俗状况。文章旨在用《汉书·地理志》的体例模式,对比试读《中国风俗论》,从而了解民国时期我国的地理学著作在继承传统的背景下,吸收西方近代地理学观念后,产生的发展和变化。     

英国剑桥大学康河计划 保护即将消失的世界

<正>英国剑桥大学"康河计划——保护即将消失的世界"启动于1983年,致力于社会人类学、历史学和文化遗产研究的创新与沟通。它的主要任务是收集和保存即将消失的世界的信息,通过展示、研究与教学,传播不同社会与文化的知识。它通过互联网络渠道,让亚洲和西方文化有更广泛的可应用性材料的留存、传播与交流。自1983年以来,康河计划活跃于剑桥大学     

女大学生“入伙”记

23岁的她可以融入广场舞群体吗？她对于这一群体的好奇心,会得到满足吗？我对广场舞的研究兴趣源于一次课堂讨论,课目是《西方政治思潮》,老师安排我主讲,话题是密尔的“群己界限论”,老师与同学们自然提到了广场舞（在我就读的湖南师范大学,早晚坐在课堂里总是会听到广场舞的音乐声）的“自由边界”问题。     

和周其仁的同窗岁月

在当今中国的经济学家中,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有点另类。尽管受过严格的西方经济学训练．但他不是从书本中去寻求解决经济问题的答案,而是深入企业、农村,从悉心观察真实的经济生活去探索理论。因此,有人把他称为“真实世界的经济学家”。认识其仁很早。80年代初,他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后,到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工作。     

告别黄宗智

40岁时从政坛回归学界,决定出国留学。尽管我原先治中国古史,但对一个学者来说,最高理想是学贯中西。只有掌握西方学术,才能从新的角度观照中国的学术文化。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以前的学生营红。当时她正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留学,很快就收到回信。     

天朝上国赢了开头 输了结尾

情报战,绝非现代战争的发明。明清两朝,隐秘的斗争就一直在悄无声息地进行着,而对手之一,就是曾将中国视为“乌托邦”的西方世界。天朝能战胜夷邦吗？     

“同文馆之争”:一场洋务派与保守派的论战

正近代以降,华夏多难,粤海炮响,门户洞开,西方文化也随着坚船利炮、洋货商品输入中国。部分开明人士蒿目时艰,逐渐认识到西方科技优越性所在。不过朝野上下,内恬安苟且,外懵懂无知,仍旧沉睡于"天朝上国"迷梦之中,错过了许多宝贵时光。第二次鸦片战争时,英法联军一把火将万园之园——圆明园烧掉,成为国人心头永久之痛。基于如此惨重的打击,清政府痛定思痛,开始谋求"自强求富",开展洋务运动。借洋务运动之东风,西学     

双面苏荣

初到江西,苏荣笑称自己只是一个新公民,在公开场合,他更是有揭露潜规则的勇气。他说,“现在有少数领导干部是典型的两面人,在台上人前是正人君子,满口马克思主义,在台下人后却什么见不得人的事都敢做。”最后,他把自己变成了他当初反对的那个人。     

中日建筑民俗比较研究

日本的建筑,包括城池、庙宇和民居,都深受中国的影响,京都、奈良就是按古长安的模式建造的,连平城京宫的12道门,均取长安城门之名命之;特别是建筑风俗的理念,基本上是中国风水理论的演绎,五行四象布局被普遍认同。日本明治维新以后,由于工业社会的影响和西方文化的冲击,人们在接受中国传统思想的同时,又企图以现代科学的方法加以实证,使这些传统变得更加理性和严谨。而中国的建筑民俗,一方面由于统治思想的打压,被视为“封建迷信”,潜流于乡间和底层社会;另一方面主流社会为适应政治经济和观光旅游的需要,变换形式加以炒作,使其功利目的更为彰显,双方都在按各自的套路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