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本哈根协议 失败中的胜利?

最后的结果虽然不完美,但其重要性不亚于二战胜利和冷战结束哥本哈根的协议,是失败中的胜利,还是危机中的转机?可谓见仁见智。不过,这是二战结束60多年来罕见的一幕,在哥本哈根峰会的最后12个小时,全球主要强权国家的     

西方人忌讳的几个数字

13 一说,耶稣受害前和弟子们共进了一次晚餐。参加晚餐的第13个人是耶稣的弟子犹大。为了30块银元,犹大把耶稣出卖给犹太教当局。参加最后晚餐的是13个人,晚餐的日期恰逢13日。从此,“13”被认为是不幸的象征,是背叛和出卖的同义词。另一说,希腊神话中,在哈弗拉宴会上,有12位天神出席。宴会当中,一位不速之客——烦恼与吵闹之神洛基忽然闯来了。     

旧中国的国歌

1880年,清政府驻英国大使、曾国藩的长子曾纪泽在出使期间,看到西方国家在公共礼仪场合演奏国歌,甚为羡慕和感动。他觉得中国也应当有自己的国歌,于是上奏朝廷,呈上自己拟就的《国乐草案》,并为国乐定名为《普天乐》,但未能获得批准。     

“他者”的观察：在华西方人士关于西安事变的舆论及书写

1936年12月,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后,当时在华西方人士对此保持了高度的关注,并在报刊、论著中对西安事变有大量书写,为观察此次事变提供了独特的“他者”视角。他们对西安事变过程进行了评论,分析了西安事变起因、各界反应及其造成的影响;还对西安事变与国共关系的影响进行了探讨,肯定了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努力。因他们的身份和立场各异,也出现了事中观察、事后认知等不同的书写视角。史沫特莱、斯诺等坚定支持张学良的行动,还有一些西方人士则将事变称为“叛乱”,支持同情蒋介石,部分西方报刊则是秉承中立立场对事变进行报道。他们对西安事变的观察和书写,从不同方面向国外介绍了西安事变的情况,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外国政府对西安事变的认知。     

西方手势秘语

<正>如今,一些中国人在拍照时喜欢将两根手指竖在同伴的头顶后方,但是绝大多数人并不明白,做V字手势时,手掌心朝前或朝后的意义却不大相同。     

北京的满族传统体育活动——耍幡

北京有几项体育活动来源于满族,这些活动在北京盛行二百多年,老北京参加者甚多。它们在老北京中可谓根深蒂固,西方体育传入后,仍有许多人进行这些活动。     

20世纪后期西方国家的政府改革思潮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当已被西方国家政府广泛采纳与使用,并已成为近百年来西方公共行政主导模式的官僚制日显步履艰难、但仍持续运行之时,新一轮政府改革思潮在西方国家广泛兴起。这一改革思潮在“新公共管理“（New Public Management）等理论影响下,以对官僚制的批判和否定为突破口,提出了“政府再造”（Reinventing Government）、“政府新模式”（New Public for Covernment）等口号及一系列新的革新理念和改革主张,     

17-18世纪西方汉字起源研究述评

汉字作为记录和传播中国文明的书写符号系统,是如何形成和发展的？这是学术上的一大间题。在中国,从古至今欲求解答者不乏其人,提出过许多不同的推测,比如“苍颉造字说”、“结绳记事说”、“八卦说”、“甲骨文说”、“图腾符号说”和“契刻符号说”等。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相对成熟的西方边疆理论简论(1871-1945)

1945年前的80多年间,西方国家涉及边疆(含边界)问题的理论进入相对成熟的时期,主要是国际法和地缘政治学的相关理论发展迅速,美国、俄国、英国、日本等国的相关理论都得到较为全面的发展。这些理论内容广泛,又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大多数带有“强权即公理”的特点,或者为帝国主义瓜分世界的种种现象进行解释,或者公然地为大国主宰世界、扩张疆土服务。     

西方大学校训一览

与中国大学校训相类似,西方大学校训所体现的思想主要集中在对真理的追求和服务社会这两点上,主题鲜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