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西南联大的岁月

戎马披猖日,弦歌传绝中。可怜新校舍,不是旧黉宫。图籍归余烬,师生习固穷。斯人悬一发,何日睹来同。     

“有田—克莱琪协定”在中国的反响——以西南联大国际问题专家的观察与评析为中心

1939年4月,天津伪联合储备银行与海关监督程锡庚在天津英租界被中国爱国人士刺死。日本以"天津事件"为由,迫使英国在与日本举行的东京谈判中达成以中国利益换取缓冲英日关系的"有田—克莱琪协定"。这一妥协性协议在中国引起强烈反响,形成抗战以来国内首次对如何利用国际关系争取抗战胜利的讨论热潮。西南联合大学恰是透视这一讨论的载体,这一协议在师生中引起了相当反响。他们对英国妥协态度的批判、对英日在华矛盾的分析、如何争取抗战胜利等等,他们对英、日、中矛盾的冷静观察与预测,透视出可以由此从更广阔的视野考察中国民众对于国际变化与中国抗战关系的基本认识。     

从反内战运动到迎接解放——我的青春回忆

我今年已经93岁了,往事如烟,60多年过去了,我在西南联大度过的青春岁月,以及北平解放、迎接新中国到来前的一段激情岁月,永远铭刻在我的记忆中。声援学生运动我在昆明西南联大读书时,是一个20多岁的穷学生,生活困难,没有经济来源,于是就在进步人士办的《观察日报》当记者,以维持     

父亲汪曾祺：西南联大的“坏学生”

20世纪80年代初,刚从“文革”中觉醒过来的人们还沉浸在伤感和反思之中,以控诉“文革”为主题的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成为文坛的主流。就在这样的环境中,汪曾祺捧着《受戒》等一系列带着“抒情人道主义”色彩的小说从天而降,温情恬静的小说情调很容易勾动了人们内心的乌托邦向往。     

一百年未谁著史

“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之上之国民,对其本国以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的序言里这样写道。“七七事变”之后．时任北大历史系教授的钱穆,随西南联大师生一路颠沛流离,辗转大半个中国．最后在昆明岩泉禅寺落脚,身边只有陆续做了3年的摘写笔记,钱穆就在此基础上开始写作《国史大纲》。战乱、剧变、满目疮痍,“中国会不会亡”的残酷命题每天都在刺激他,《国史大纲》因此创见迭出,成为通史类著作的经典。     

洋教授罗伯特·週德在中国的六十年

他生于1887年,死于1987年,活了一百岁。他1923年来到中国并在此终老,是亲历中国北伐、抗H、解放战争、“文革”及之后改革开放初期共六十余年激荡岁月的外国人。他曾执教于东南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北京大学,是吴宓、闻一多、李约瑟、费正清的挚友,季羡林、杨绛、何兆武的老师。他的教学理念流传于各大学,曾为清华校产挺身而出,曾多年保存闻一多的骨灰,曾与学生杨绛一起捉猫……是颇具传奇色彩的洋教授。     

龙云与民主堡垒西南联大

1946年5月4日,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所著名大学组成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宣告结束,由冯友兰教授撰写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写道：“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这几句话把联大作为民主堡垒的特点作了精确的表述。     

读点汪曾祺

题目这么写是简化了,完整地说,应该是“读点汪曾祺的小说、散文”。汪是1939年考进西南联大中文系的。他在校读了五年,也没有拿毕业文凭。这一点倒有点像陈寅恪大师,并不计较拿不拿学位。汪曾祺自己说,他在学校时,“上课很少记笔记,还时常缺课。完全从兴趣出发,随心所欲,乱七八糟地看一些书。     

硬汉张奚若

张奚若在西南联大声誉卓著．被称为刚正不阿的“硬汉”。这位法学院政治学系主任疾恶如仇、肝胆照人,以敢于抨击国民党腐朽政治而遐迩闻名。联大新生入校,只要在校园见到他的身影。就会有人向他们介绍：他是“中国的拉斯基”“西洋政治史专家”“主权论权威”。     

吴宓与梁漱溟的个性

有一回,西南联大中文系的一位老师向吴宓教授借了五元钱,说好一个星期以后还,但一个星期过去了,那位老师却没有把钱还给吴宓。于是,吴宓就亲自找上门去,要回了那五元钱。那位老师很不高兴,跟别人说：＂吴宓真是个小气鬼,借他五元钱还好意思上门来要!＂有人把这话传给吴宓,吴宓说：＂我不是为了五元钱,我是在帮助他提高道德修养!＂还有一回,是在20世纪30年代,吴宓的一位学生要去美国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