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一”运动时西南联大教授会出席情况简析

昆明发生“一二·一”学生运动期间,西南联大教授会先后召开过9次会议。教授会会议的出席率,是反映联大教授参与运动程度的参考标尺。通过对5个学院100多位教授出席会议情况的统计分析可以看到,出席率与运动前后相比没有大的变化,一般在40％到50％之间。这一现象反映了教授会的内部情形相当复杂,并为准确认识教授会在运动期间的作用提供了独特的视角。     

中国最高学府的流亡师生

长沙放不下平静的书桌 “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这是由罗庸作词、张清常谱曲的《西南联大校歌》的头两句,高度概括了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师生在抗战期间,从平津逃亡来到长沙临时大学,又从长沙西迁昆明,成立西南联合大学的艰辛历程。     

用小指比喻鲁迅的文学大师

刘文典(1889—1958),安徽合肥人,我国著名的国学大师。1909年赴日留学,1912年回国。1913年再度赴日本。1914年加入中华革命党,并任孙中山秘书。曾在西南联大、北京大学等知名高校任教,对诸子百家颇有研究。专著《淮南鸿烈集     

“跑警报”的大学生涯

联大的学生,以及住在昆明的人,对跑警报太有经验了,从来不仓皇失措。"有空袭,下课"抗战期间,西南联大有一位历史系的教授叫雷海宗,他开的一门课因为讲授多年,已经背得很熟,上课前无需准备;下课了,讲到哪里算哪里,他自己也不记得。     

易社强和西南联大“先结婚后恋爱”

“中国人学了这么多年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不完全是历史决定论,不过历史决定论也相当重要对不对？我自己对什么决定论都不相信,因为在我的生活里头,偶然的东西太多太多,不可能预料。”易神强教授再三感叹生活中的偶然和意外。     

西南联大给我们留下了什么？

克罗齐讲过,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话很容易理解,研究历史都有当下的情怀。我们在70多年以后纪念一个已经不存在的大学,我想所有人的感觉还是立足于当代。因为观察过去的大学,我们实际上有一个参照系,这个参照系就是今天中国大学的情况。     

我在西南联大读书

我1942年进西南联大,1946年联大结束,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各自复员回归京津,我自然也就告别了哺育我的母校。日子过得真快,一晃间,67年过去了。这半个多世纪我们经历了多少风霜雨雪、崎岖坎坷,但对联大的记忆、眷恋和遐想,却始终萦回脑际,难以忘怀。世有"红学",是专门研究《红楼梦》的。我看现在应该说又有了一门"联大学",中外专家学者发表的研究西南联大的著述越来越多,有专著,更有难以计数的单篇文章。大都就联大的优良传统、办学     

国学大师刘文典之死

我的父亲张德光(1913-1986年)生前曾任云南大学党委常委、副教务长、历史系主任,中国民主同盟云南省委常委,是当年云南大学历次政治运动的经历者和见证者。从他的日记、笔记、书信等私人记录中(后文引文未注明出处者均出自当日日记),可以看出一向清高孤傲、独来独往的刘文典先生,在1957年、1958年仍我行我素,出言不计后果,最终因悲愤与绝望,含冤病故于1958年的交心运动。刘文典先生(1889-1958年)为古籍校勘学一代泰斗,原北京大学、西南联大教授,云南大学一级     

我经历的西南联大民主运动

关于西南联大的研究已有很多,也出版了不少书,但大多是资料集。比如北大出版社的《西南联大校史》,最后的修订我也参与了,可那本书我也不大满意,因为它都是资料数字,虽然也有用,但毕竟是死的,而真正的历史是要把人的精神写出来。从1939到1946年,我在西南联大整整度过了七年,下面要谈我亲身经历的事情,不见得很正确,也不见得和别人的印象一样,但它毕竟是一个活人的感受。在政治挂帅的日子里,往往特别突出政治斗争的一面。大学不是独立王国,不可能脱离政治,肯定要参与到社会的政治斗争里边去,这是不成问题的。可大学毕竟不是政治团体,并不是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