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剧《甲申记》演出的台前幕后

1945年5月4日晚,宝应县西安丰镇固晋村村头练兵广场上,十几盏明晃晃的汽油灯高悬在用门板、木料搭起的土台子上空,古装历史话剧《甲申记》正在首演。露天舞台上呈现出的金銮殿富丽堂皇,古战场场景令人眼花缭乱,戏中有歌舞穿插,乐队伴奏。战鼓咚咚,号炮声声,场面恢宏,气度非凡。三个小时的精彩演出深深吸引着广大观众,震撼了心灵。演出受到了一致好评。     

古为今用的"工匠精神"

国内的工匠精神研究从2016年开始进入井喷期,这与《中国制造2025》和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本文拟结合时代背景,通过《考工记》和《墨子》等文献材料,提炼中国古代工匠精神的精髓,并结合当今国内外制造业升级转型的关键时期,讲述工匠精神在国内制造业领域实现古为今用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敦煌本《搜神记》校注拾零

敦煌本《搜神记》是三种《搜神记》卷本中通俗性较强、语料价值较高且出书时代最早的一种古写本。经过一代又一代学者的校勘审订和注释疏通,该本的疑误之处已渐趋消除殆尽。然而,由于其篇幅较长、内容复杂、词汇丰富,仔细研读,其间文字仍有进一步勘正和解释的余地。在考察通篇文例的基础上,并核查原卷及其他几种写卷,本文对“患来梦恶何事”“如午时不去”“岂可能活取此人”及“你急捉我着还我天衣”等18处文字的形义问题加以补充说明。     

唐宋时期三峡地区的志记、咏记、游记与历史旅游景观研究

古代风景名胜的记载主要分为志记、咏记和游记,三相互参照,方可较客观地回到原始环境。本以唐宋时期三峡地区为例,运用史料进行空间定位,展示景观变迁,相互印证景观的客观性,尽可能较真实地去认识当时的景观特征,为旅游化的研究提供一种可借鉴的方法。     

河南长葛出土加盖戳记楚金币

2000年3月,长葛县官亭乡后白村砖厂在推土作业中,在一条深约2．5米、宽1．3米,东西走向的“土沟”里,发现了一些人骨和少量陶片。民工们在人骨附近挖出了三枚小金块和十余枚布币,现入藏长葛县文管所。清理后发现三枚小金块为战国时期楚国的“郢爰”金币;现将三枚“郢爰”金币的有关情况介绍如下(彩图见插一)。     

对桂南会战的评价及相关问题的探讨

日军占领武汉后,兵力不足,国力下降,被迫停止战略进攻,中国的抗战进入第二阶段。国民政府统帅部在南岳召开有中共代表参加的军事会议,确定第二阶段的基本战略仍是持久消耗战略,但应由第一阶段的“向敌退却消耗”转变为“攻势消耗战”。为执行南岳会议的方针,1939年12月至1940年3月,国民党投入全军一半以上的兵力开展“冬季攻势”,攻击范围遍及绥西、晋南、豫北、豫东、豫南、鄂北、鄂中、鄂南、湘北、赣北、皖南、浙东和桂南等广大地区。其中,桂南会战是跨战区调动25个师的兵力,包括将新建立的全国唯一的机械化军投入主攻,对付入侵的日军精锐师团,表明统帅部是下了极大决心的。高锐主编的《中国军事史略》和郭汝槐、黄玉章主编的《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以下简称《作战记》）论述“冬季攻势”时,所称道的战役不尽相同,都予肯定的则是桂南会战。《作战记》还特别指出,桂南会战中的昆仑关攻坚战是“整个冬季攻势中最强有力的一役,不仅在军事上挫折了日军的锐气,对其政治谋略也是一个沉重打击”。中国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的《中国抗日战争史》认为桂南战场夺回昆仑关是一个“决定性的胜利”,“造成敌战略上的部分被动”。日本防卫厅研究所编的《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以下简称日军《作战史》）也承认,在1939年中国军队的“冬季攻势”中,日军“付出的牺牲是过去作战不曾有过的”,“深感敌尚强大”。国军反攻昆仑关时,从东京赶来前线视察的日军大本营参谋次长,看到其21军司令部“充满悲观气氛”。日军后来撤出桂南,固然是由于国际局势变化使其能从越南境内切断中国的国际交通线,但与桂南军民不断对其进行袭击,也有重要关系。日军《作战史》记载其重占昆仑关后3个月间在桂南进行师旅规模的扫荡即达4次,可见其受到压力之大。     

《四库全书总目》“《洪武圣政记》”条考误

本文胪列证据,指出《四库全书总目》“《洪武圣政记》”条以《洪武圣政记》分内容为“六类”和“不行于明代”两项都是编撰者粗心大意的错误记载。     

《荆楚岁时记》岁首占候风俗的文献考辨

今传宝颜堂秘笈本《荆楚岁时记》记有古代岁首诸日特别是人日的年日称谓和占候习俗,对此,学者或以为其反映了失传的七日创世神话,或以为是岁占风俗,但是我们若从文献聚散及其反映的民俗传承历史加以考辨,可知《荆楚岁时记》原本并不具有占候文字,岁占民俗主要在宋代以后发展起来,隋唐以前的岁首诸日也基本是作为年日而存在的。     

独辟蹊径的元代云南史地研究力作——读《〈马可波罗行纪〉云南史地丛考》

方国瑜先生是中国西南历史地理研究的开拓者。他和林超民教授合著的《〈马可波罗行纪〉云南史地丛考》独辟蹊径,以翔实的材料证明马可·波罗确实到过云南与东南亚,为马可·波罗到过中国的证据提供了有力的、必不可少的补充;在元初云南政区、元代云南交通等方面提出了独到的见解,推进了元代云南史地的研究;表现出了清晰的学术传承轨迹和亲密无间的师生情谊,勘称学林佳话。     

四川唐代摩崖造像中部分瑞像的辨识

佛教造像中有些造像因其来历不凡或为帝王、名家所造,或有神奇的灵应故事等,被称为瑞像。随着中印交往的频繁,大量印度瑞像被带回中土并不断被摹刻和流传。四川石刻中有一部分这样的造像,没有引起学者们的注意。由于每种瑞像无论时间和地域如何变化,都保存了固定的来历和基本稳定的形态特征。参考敦煌等地的研究成果能够辨别出四川摩崖造像中这些唐代瑞像,它们约在唐初开始出现,流行于七、八世纪,可能持续到十世纪。从来源上看,和唐初到印度求法的僧人玄奘和出使印度的使节王玄策等人关系密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