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目”释名

有关"天目"的含义在日本茶道界及陶瓷考古界的看法是不一致的,其最初的含义与禅林茶礼传播东渡日本有关,是一种带有特殊佛教礼仪含义的茶道具的代名词。它传入日本的时间极有可能是14世纪上半期的前半段,是通过入元日僧从浙江天目山的寺院中,而且很有可能是与中峰明本有关的寺院或修行地被带回日本的。     

乡饮酒礼研究述略

乡饮酒礼是中国古代以尊老敬贤、宾兴贤能、宣扬教化为目的的公众性礼仪。目前在乡饮酒礼的研究过程中,学者或以社会生活史为视角,从整体上把握古代乡饮酒礼的特点,或从区域史出发,具体分析乡饮酒礼在举办过程中的财政支出状况以及地方社会的关系,或从历史文献入手,研究乡饮酒礼的社会控制功能,寻求古代礼治精神的可取之处。但乡饮酒礼与里甲、乡约制度的探索,还存在着一定的研究空间。     

试析隋唐学礼中的乡饮酒礼

乡饮酒礼,原本是周代盛行一时的饮宴礼仪;隋唐时期,随着科举制度的兴起与繁荣,乡饮酒礼逐步与学校联系起来,在各级学校举行,并且得到隋唐统治阶级的重视,并将它定位成一种学礼。隋代承袭了汉晋以来的乡饮酒礼在中央、地方并行的现实,并使之固定化,朝着礼制化的道路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唐朝时期",宾贤能"的功能超过了社会等级秩序的强调,乡饮酒礼与正齿位礼分离,现实生活中只在地方施行,并且被纳入国家祭祀体系,载入《大唐开元礼》,从而完成了礼制化过程。随着隋唐时期乡饮酒礼的推行,其所代表的"宾贤"、"敬老"、"谦让"的礼仪伦礼观念更进一步地深入到社会民众的意识之中并产生了影响,对于稳定社会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     

先秦儒家法律思想中的“礼治”对当代法治建设的启示

儒家法律思想在我国法制思想史上的地位不言而喻。而“礼治”作为先秦儒家思想体系的核心内容之一,不仅是中国封建时期的法律思想的基石,影响着封建法律制度的构建,也因其历史上的功过对我国当代法治有所启示。本文在探讨先秦儒家法律思想中“礼治”思想的基础上,对当代法治如何正确对待传统“礼治”思想提出了几点建议。     

明代郊礼改制述论

明代郊礼经历了由“分”改“合”、由“合”变“分”的曲折过程 ,郊礼改制主要发生于洪武、嘉靖两朝。洪武朝改天地分祀为天地合祀 ,使礼仪简化而易行 ,反映了明太祖“重本尚诚”、不事虚文的政治现实主义。而世宗改天地合祀为天地分祀 ,并通过郊祀配位和明堂配享 ,使郊礼改制成为推动兴献帝“称宗入庙”的重要一环     

《论语》雌雉节新解

《论语》雌雉节汉代以来无定解。朱熹在《四书集注》中判此节两处有阙文,此说遂成定论。此节与《乡党》篇旨通意连,决无阙文。两千年来先贤大师释不通此节,关键在于离开“雌雉”之“雌”而去释解“时哉时哉”,结果变成离“礼’’释义。只要从“雌”字着眼,以“雌”释“时”,“山梁雌雉,时哉时哉”就与“礼”连接起来。雌雉节是子路惊飞孵卵雌雉,孔子强调此时正是雌雉孵卵之时,责备子路不应违反“不唐不卵”的时令之“礼”。子路打拱认错,雌雉终又惊飞。此解不见于《论语》讲读各家释义。     

甲骨卜辞所见的商代献捷献俘礼

古代军礼中的献捷献俘礼,殷墟甲骨文有所记载。就卜辞所见,殷商时期这一礼仪主要包括反主、逆俘、奏恺、献捷杀俘祭祖等仪节。文献中所言的"饮至"、"大赏"等虽因卜辞简练而无法清楚,但根据其他迹象判断也应存在。殷代军礼充满崇祖信鬼的色彩,占卜贯穿于其中,杀俘献祭则保留了明显的原始遗风。     

二里头遗址出土兵器初探

二里头遗址的兵器种类不是很多,但质地有别.兵器以镞类为多,形成以骨镞、石斧为主的实用兵器系统.在此基础上,玉石兵器二元系统形成.同时,出现了以玉钺、玉戈、铜戈、铜斧钺为主的礼仪兵器.二里头遗址出士兵器的这两个特点在二里头三、四期达到鼎盛,这与二里头遗址作为王都的地位是紧密相关的.此外,二里头遗址兵器的使用从二里头文化一期到二里岗期是不同的,这与该遗址的聚落发展相适应.     

"内礼"还是"大礼"——《上博楚竹书(四) ·内礼》篇题考辨

<上博楚竹书(四)·内礼>之篇题文献无征,且与传世文献存在不相契合之处,其义难解.从文字学角度来看,极有可能作"大礼"."大礼"用作篇题,正合篇章内容."大礼"用作篇题也有例可考.故<上博楚竹书(四)·内礼>之篇题当非"内礼",而应作"大礼".     

关于《大唐开元礼》的性质及行用问题

《开元礼》是汉魏以来五礼的规范和总结,是礼的一般性原则规定,在唐代受到礼经一样的尊崇,它与仪注之间是体、用关系,二者不能完全等同。尽管《开元礼》中一些礼仪如“养老礼”在唐代并未推行,但它的基本原则和规定在唐代中后期是得到遵循的,而且对当时的国家礼仪生活仍然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从这一意义上讲,《开元礼》在唐代是基本得到行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