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条错误的礼学理论所引起的混乱说起——“礼，为人后者为之子”缘起剖析

在古人眼里,“礼”本是“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也”,然而有些礼的规定非但没有起到这一作用,反而屡屡引起朝廷的混乱,这就是“为人后为之子”这条“礼”。由宋英宗朝之“濮议”所引发的让皇帝喊他人为爹的一场轩然大波便是一个明显例证。“为人后为之子”语出《公羊传》成公十五年。由于《公羊传》作将春秋时的两个“婴齐”误认为一,遂使本来是公子遂儿子的仲婴齐便成了他父亲的孙子、他哥哥归父的儿子,“为人后为之子”的理论也由此误释而产生了。     

西周虢国君王七鼎六簋及其它

周礼对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换言之,中华民族数千年古代文明的发展与周礼的存在是密不可分的,这也是我国历史文化的特点之一。严格的宗法、等级制度是周礼中最为重要的内容,而从考古学的角度而言,墓葬发掘所带给我们的则是最完整、最能详尽体现当时的宗法、等级制度的实物例证,因此也最可信。位于河南三门峡市市区北侧的国家级     

始者近情 终者近义——子思学派对礼的理论诠释

郭店楚简儒书是子思学派的作品 ,心性与礼 ,是其讨论的重心之一。结合传世文献 ,可以钩稽出子思学派礼学思想的体系。人性得自天道 ,不仅有其天然的合理性 ,而且是人类最普遍的特性 ,所以治道必须基于人性。但性情只有合于“中” ,即无过、无不过 ,才合于天道。在物诱情出的过程中 ,心志影响性情的走向 ,每每使性情不能得其正。礼因人情而作 ,所以说“始者近情”。礼之用在于顺天道以化民气 ,用节文来齐一性情 ,使之归于正、达于中 ,使人性合于理性 ,即所谓“终者近义”。     

由儒学神化看《五经》特点

儒学神化是中国思想史上一个独特的历史政治现象，它根源于先汉《五经》，又创造了不同于先汉《五经》的新儒学体系。它依据自身神化的理论需求和《五经》的特点，在神化的过程中，直接吸收了《五经》之一的《春秋》理论，又委婉地排斥了其它四经，完成了儒学在西汉的神化。从儒学神化的发展变化过程来考察儒学《五经》，既能全面考察《五经》的特点，又能全面认清儒学神化与《五经》的关系。     

年礼的庸俗化——礼上往来

现实生活中人们往往试图和庸俗现象划清界限,或者对庸俗的人抱嗤之以鼻的态度,不愿与之为伍。而在过年送礼这个问题上,不少人恐怕要自我调侃一番,算是消解心中的嘲讽。如此一来,等于找好了台阶下,凡夫俗子必定不能免俗,还得从俗随俗,将"俗"字进行到底。当年礼文化裹挟着商业准则和交易信条,粗鄙滥俗地狂欢之时,尽管与自己的感     

存留养亲制度的确立、发展及影响

存留养亲制度是中国古代封建王朝为了解决重罪犯人直系亲属年老、疾病无成人子孙照顾的社会问题而出现的一种刑罚制度。它实行的目的在于维护封建伦理道德。此制肇始于北魏,基本定型于唐朝,到封建社会后期逐步完善,形成了一整套相对独立的法律制度。     

东西方爱情悲剧中的“礼文化”与“罪文化”释例

东西方处于不同的文化体系中，东方儒、道、佛重礼，主张禁欲主义；西方基督教教讲究原罪，主张人的自觉性。本文列举东西方经典爱情故事中的女主角刘兰芝（《孔雀东南飞》）、祝英台（《梁祝》）、索雷尔夫人（《红与黑》）、苔丝（《德伯家的苔丝》）的爱情悲剧经历来阐释东方“礼文化”与西方“罪文化”对爱情生活的影响。     

泰国文化中的非言辞交际——以合十礼为例

同是作为文化的一部分,肢体语言同有声语言一样,在不同文化背景中,有着不同的文化含义,如果使用不当则可能会影响交际的顺利进行。在进行跨文化交际时,这种非言辞交际方式比言辞交际所起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显得更重要。泰国的礼节繁多,仪式也相当复杂,其中合十礼作为泰国最重要的礼节之一,很具有代表性。本文就相关资料并结合本人在泰亲身经历就此谈谈泰国的合十礼,以便大家更好的了解泰国合十礼,减少因对合十礼的不了解而造成的交际障碍。     

明代赐尚方剑制度

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围绕着君主或权威这根主轴运动，一切制度建立和修订，总是以在位君主和权威的统治利益和运用方便为取舍标准，尽量体现和扩大君主与权威的权势。这种高度集权于上的制度，显然不能应付复杂而不断变化的社会。尤其是，当社会发生变乱时，更显得力不从心。因此，在特殊情况下授予一些地方官吏及军事将领一定范围的专断乃至专杀的权力，就显得十分必要。“赐尚方剑”制度是明王朝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采取的临时措置，被赐予尚方剑，意味着拥有者具有专杀、专断及便宜行事的权力。虽然君主不愿意将这种权力授出，但迫于形势需要，又不得不放权，是一种无奈之举。该制度既反映出君主心理的矛盾，又关系到实行时复杂的政局，是颇有特色的制度。     

略论清朝礼亲王家族茔地的分布

清代礼亲王爵位始封于礼烈亲王代善,为清初八大铁帽子王之一,共传承了十一代,袭爵者十三人,此外,还有两位追封的和硕礼亲王。礼亲王大宗茔地共有四处,分别位于今北京市海淀区门头村、石景山区金顶山、福寿岭及石景山区礼王坟村。本文通过实地调查,并结合文献,分析中国古代宗法制度下,礼亲王大宗茔地变换原因及茔地上诸墓葬的分布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