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奉化孔庙礼乐器研究

20世纪60年代,宁波奉化孔庙部分明清铜器等文物被查抄至红卫兵展览馆,后拨交给奉化文管所保存。这批铜器共15件,器类有香炉、花瓶、烛台、牺尊、壶、编钟等,性质较为复杂,包括了祭器、乐器、文房或陈设器等。其中明朝冠耳铜炉、环耳铜瓶、三兽足铜烛台、牺尊,清兽面纹铜壶、龙纹铜瓶等,根据形制特征,再结合文献记载,可以推定为孔庙祭器,清云龙纹编钟则为雅乐器。宁波奉化孔庙的这批礼乐器为认识明清时期铜器的器类、形制,特别是仿古铜器的生产与流动等提供了可资研究的线索,值得关注。     

“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辨疑

“礼不下庶人 ,刑不上大夫”见于汉传经典 ,但这句话本身是有问题的 ,东汉许慎已提出质疑。依据近年出土的竹书 ,可知“礼不下庶人 ,刑不上大夫”是由先秦经典中的文句“刑不逮于君子 ,礼不逮于小人”演变而来的 ,认真分析相关问题 ,对于我们重新认识中国先秦的法制性质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左传》中所见春秋式的战争

春秋时期的战争不同于战国及以后的战争,"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钺",作为刑罚的一种,春秋时期的战争多不以多杀伤、多斩首为目的,多以维护礼乐制度为本,孔子曰,"杀人之中,又有礼焉"。"礼"影响着社会各个方面。随着社会的演进,后来的战争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贵族的时代终结了,但是我们仍可以从《左传》等史籍中一窥春秋战争的端倪。     

《礼经学》校点札记

作者在对曹元弼的《礼经学》进行整理过程中发现有标点错误,本文共指出27处标点错误,并根据相关文献进行校证,减少《礼经学》整理本的错误,为读者提供更精审准确的版本。     

试探镶嵌铜牌饰与商周青铜器在“礼”上的融合

<正>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学术界就开始了对镶嵌铜牌饰这种特殊而神秘的铜器的关注,根据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王青教授在李学勤先生的基础上所做出的统计,截止到2002年,现存面世的镶嵌铜牌饰已达16件左右,其中现存国内的有7     

“月令”语义文化溯源——《礼记·月令》解读

“月令”的现代语义与自然时令相关,表示每月的“气候和物候”,而其语义之本源关涉到社会政治,表示天子“每月发布的政令”。“月令”体裁形成于前文字时期,在文明之早期发展成熟。《礼记·月令》是古代“月令”体裁的代表性文献,它不仅记载了自然时序与相应的天象、物候,而且将人类的政治生活、生产习俗以及先民对自然朴拙而深邃的哲学思考蕴涵其中,是王者治天下、理万民的礼法经典,是嵌入宇宙时空的政治指南。“月令”话语叙述的重心不在自然而在人事,在《礼记·月令》中“令”指“政令”而非指“气候和物候”。     

对《贞观礼》渊源问题的再分析——以贞观凶礼和《国恤》为中心

隋朝牛弘批评南朝礼就庐非东阶之位,凶门岂设重之礼指向南朝凶礼和皇帝丧仪的主要方面。《贞观礼》的《国恤》和凶礼主要继承了北朝和隋礼的某些精神原则和具体仪目,但亦显示了来自南朝礼的遗存和影响;《国恤》中可能有采自南朝成分而入贞观改礼二十九条的内容。《贞观礼》对前朝凶礼的效仿和国恤礼的建置,进一步证明贞观之际对于南北礼制的全面借鉴与综合吸收。     

《仪礼》的来源、编纂及其在汉代的流传

西周统治者为维护等级制度,制定了许多的礼,并用文字记载下来,这就是《仪礼》一书的来源。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礼籍被毁,孔子搜集整理有关周礼的文献,经过加工修订,编成教材教育学生,这便是《仪礼》的初本。孔子编定《礼》的时间,大约在鲁哀十一年到十六年之间。孔子死后,《仪礼》衍生出了许多不同的本子,后经秦火,传到汉代,只有高堂生的《士礼》,此后衍生出了大戴、小戴、庆氏等不同学派,是为今文《礼》家。后又发现了古文《礼》５６篇。东汉后期的郑玄拿了今古文两种不同本子的《礼》斟酌取舍,择善而从,并为之作《注》,这便是今传本《仪礼》的由来。     

“衡”、“轭”考略——《新定三礼图》校读札记

宋代学者聂崇义在《新定三礼图》中以“轭”释“衡”,将“轭”与“衡”看作同一物件。其误当是承源于汉儒包咸《论语注》。本文通过对有关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的考证,指出了聂氏与包氏的疏误,说明在古代车制中“衡”与“轭”虽有联系,但更有区别,二者并非同一物件。     

从一条错误的礼学理论所引起的混乱说起——“礼，为人后者为之子”缘起剖析

在古人眼里,“礼”本是“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也”,然而有些礼的规定非但没有起到这一作用,反而屡屡引起朝廷的混乱,这就是“为人后为之子”这条“礼”。由宋英宗朝之“濮议”所引发的让皇帝喊他人为爹的一场轩然大波便是一个明显例证。“为人后为之子”语出《公羊传》成公十五年。由于《公羊传》作将春秋时的两个“婴齐”误认为一,遂使本来是公子遂儿子的仲婴齐便成了他父亲的孙子、他哥哥归父的儿子,“为人后为之子”的理论也由此误释而产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