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家礼》在祁门黄龙口的实践——婚礼篇

《家礼》中关于婚礼的规定是由议婚、纳采、纳币、亲迎、妇见舅姑、庙见、婿见妇之父母7部分组成。当代祁门黄龙口人的婚礼,根据我们的调查,主要存在以下几个环节:     

朱子《家礼》在祁门黄龙口的实践——祭礼篇

朱子《家礼》中的最后一部分为祭礼,内容包括四时祭、祭初祖、祭先祖、祭祢、忌日祭、墓祭等:"凡祭,主于尽爱敬之诚而已。贫则称家之有无,疾则量筋力而行之。财力可及者,自当如仪。"据汪银辉在《朱子<家礼>在徽州的普及与影响》一文中称,"徽州是‘礼仪之邦’,自古重视祭祀,加上徽商财力的支撑。因此,徽州对祭礼特别讲究,其规模之大,礼仪之盛,花费之多,在全国也是少     

西汉楚王刘戊摹及出土玉器

世人瞩目的北京老山汉墓发掘进展一波三折,专家断定,棺木早已被盗墓者自内椁拖出,“开棺”似乎仅仅成了必需的程序。但近日来,考古队员于内外椁之间依然发现有珍贵文物出土。这种现象绝非偶然,1995年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发现”的西汉楚王刘戊墓即是一例,本刊特别刊发此文以飨读者,亦为继续关注老山汉墓发掘的人们亮出一方“宝jian”     

《诗经》中的“籍田礼”研究

《诗经》有大量反映西周春秋时期"籍田礼"的诗歌。透过这些诗歌,我们可以比较清晰梳理出:"籍田礼"的起源、"籍田礼"的功能、"籍田礼"仪式的程序及"籍田礼"蕴含的宗教观念。这对《诗经》的深入研究、探讨古人的宗教观念、古代的农耕生活等具有重要意义。     

论郑玄对“礼射”的考辨——兼论郑玄的经学思想

郑玄注礼射,不仅为还原先秦古射礼,也是为诠释其经学见解;因此郑玄并不依文解义,而有其方法和思考：一是依据己说界定礼射和主皮之射的不同性质;二是依群经总义来分别解说《周礼》和《仪礼》所言“主皮”的差异。三是综考秦汉射艺古义,说明泽宫是天子择士习射之处,除礼射外,还兼武射和主皮之射;而贯革之射,则习于军营。学者若仅据经义和他经郑注来更改本经郑注;或仅据原书经义来评价郑注,则不免忽略郑注背后的经学主张。     

满族座次尊卑辨——清入关前满族宾礼研究

满族是以女真为主体经过几个历史时期而形成的民族共同体。在满族形成过程中,女真礼仪文化不断发展并传承,其中宾礼中的座次礼仪一直延续到努尔哈赤早期。后金时期满族宾礼中的座次礼节在吸收中原汉文化和蒙古文化的基础上形成了独特的满族礼仪文化。     

郑国青铜礼乐器祭祀坑相关问题讨论

新郑祭祀遗址出土青铜礼乐器作为祭祀重器,是春秋中期郑国特殊祭祀文化的具体表现.不同遗址出土器物组合的差异,从器物层面体现了当时郑国高等级贵族间的微妙关系,轮流执政的卿大夫已经掌控了包括土地所有权在内的多项国家权力,拥有和国君同等级的礼器、乐器使用权,仅在用鼎数量方面存在着差异.作为祭器的祭祀坑出土青铜礼乐器和同时期墓葬出土器物有着本质上的区别,表明当时祭祀礼仪仍然严格遵循着传统礼制,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不能将遗址出土青铜乐器与"郑卫之声"简单地等同分析.     

礼佛窟·藏经窟·瘗窟——敦煌莫高窟第464窟营建史考论（上）

莫高窟第464窟可以认为是西夏代表洞窟,但其营建史颇为复杂,一直困扰着学术界。经对第464窟历史、考古、图像作全面的分析,发现该窟营建前后经历了多次重修:第一次重修确为西夏时期,改造北朝多室禅窟为一座完整的礼佛窟,但前室未画壁画,为素壁;西夏晚些时候,对前室进行了二次维修,制造出前室西北角和西南角两个密闭的空间,这两个密闭空间又成为元代中晚期某个时间藏经的地方,使洞窟兼具了礼佛和藏经双重功能。而元代把大量的多民族语言文字的佛经封存在这个洞窟,有可能是作为佛教徒瘗埋的随葬品,从而使得464窟在原有功能基础上兼具了瘗窟的属性。     

礼尚往来——宋、辽、金、西夏之间的遗留礼研究

遗留礼是宋朝在礼制上的一个开创之举。两宋期间,在宋朝的影响下,辽、金、西夏皆有向周边政权馈赠大行皇帝、皇太后或国主、国主母遗留物的行为,并逐渐制度化后形成遗留礼。遗留礼作为这一时期交聘制度中的构成部分,是宋、辽、金、西夏不同时期战和关系的一种具体表现,同时这种往来在一定程度上对建立和维系彼此之间友好往来具有积极作用。     

《明史·礼志》史实考误

张廷玉《(明史·礼志》是迄今影响最大的专门记载明代礼制的史志文献,但其中也存在诸多史实讹误,这大大影响了其可信度和史料价值.经据《明实录》、《明会典》、《皇明典礼志》、《昭代典则》、《太常续考》、《辛L部志稿》等文献考证,可知该《志》中华书局1974年点校本第47-53卷仍然存在史实讹误21处.其致误之直接原因,大致有脱漏、衍文、字形相近而误等情形;但根本原因还是缘于编纂、刻印和传抄者的疏忽与粗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