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占海南期间推行“军票”的过程及其后果

日本侵华战争期间,在一些占领区发行“军票”以控制经济、掠夺财富,构成其货币金融政策的主要内容。本文以新近发现的日文版《海南岛三省连络会议决议事项抄录》为基本史料,剖析了日本侵占海南岛期间强制推行军票的过程、手段、实质及其危害。     

马占山喋血江城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马占山出任黑龙江省政府代理主席兼军事总指挥。当日本关东军无理要求中国军队撤离江桥(嫩江铁桥)时,他明确表示"吾奉命为一省主席,守土有责","一息尚存,决不敢使尺寸土地沦于异族"。     

华中沦陷区“军管理”工厂“发还”探析——以南通大生纺织公司为例

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后,对占领地华资工厂实施"军管理",采取攫夺拆卸、"合作"经营、租赁变卖等形式使民族工业遭受重创。1940年3月,为配合成立在即的汪伪政府,昭彰"日中亲善",共建"东亚新秩序",日本决定"发还"华中沦陷区"军管理"工厂。至1943年7月28日,南通大生纺织公司等140家华资工厂历经日方公告、国民政府阻扰、汪伪督促等曲折后,先后解除"军管理","回归"中方。但究其实质",发还"只是日方经济统制与政治占领的另一种延续,华中沦陷区各"军管理"工厂并未因此而"重获新生"。具体到大生公司,其"发还"的坎坷历程,背后暗含着鲜为人知的势力折冲、日汪等多方势力的各取所需及"军管理"工厂的艰难求存。     

唐玉门关地望新探——基于历史文献与考古遗存互证

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根据传世典籍和出土文献的记载,结合年代测定、考古发现和遥感影像资料,通过空间分析,作者认为唐玉门关和墨离军驻地应在河西走廊西段的常乐故城,即今瓜州县“六工古城”遗址。这里是丝绸之路的交通枢纽,是西域出入口的重要关卡,亦即北魏时期新开伊吾道的起首。唐代玉门关地处疏勒河和榆林河下游洪积冲积扇缘的古绿洲,地貌和水资源等地理环境因素是制约关城选址的基础条件,而政治、军事等人文地理因素则是决定玉门关时空变迁的关键。     

江苏扬州宋宝祐城西城门外瓮城墙和瓮城壕的发掘

在配合扬州蜀岗古代城址城壕整治的考古发掘工作中,为了明确西城门外(西)侧瓮城墙的时代、瓮城墙与瓮城壕的距离及其与瓮城壕、主城壕的关系等问题,在2013~2015年期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南京博物院、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组成的扬州唐城考古工作队,在扬州宋宝祐城西城门外侧瓮城墙上及瓮城墙北部东端各布设探沟1条,在瓮城墙外侧弧形低洼地带布设4条探沟进行了发掘,6条探沟合计发掘面积约300平方米,清理出了南宋晚期修建开挖的瓮城墙和瓮城壕,三期瓮城墙从早至晚分别厚约15.65、16.25、19.75米,瓮城壕宽约23.5米,瓮城墙外边缘距离瓮城壕内边线约26.8米。瓮城壕与主城壕不连通,瓮城墙和主城墙或互不连接。     

首套红军军服诞生始末

标准的红军军服是深灰色的,加上红星帽和绑腿,第一套标准的红军军服是在长汀县城诞生的。1929年3月14日,红四军从赣南杀入闽西,在长汀近郊长岭寨,击毙国民党军十七军六师第六混成旅旅长郭凤鸣,歼敌2000余人,解放了长汀县,取得了红四军入闽第一仗的胜利。毛泽东将部队进行整编:全军共3个纵队(团),每个纵队1200人,500多支枪;全军约4000人。红四军自创建以来,长期处于战争坏境之中,无法大量生产军服,只     

西夏“辅主”考论

西夏军队的基层组织为"抄","抄"有"正军"和"辅主"。正军大致相当于军抄的首领,辅主相当于军抄的副首领。在军抄中辅主的地位要远远低于正军。     

上海石福金属制品厂造日伪硬币

1937年7月7日,日本政府制造卢沟桥事变,全面发动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同年8月13日又制造事端,大举进攻上海。8·13事件的当天,上海中央造币厂因为战争开始撤退往内地。厂址后来直至抗战胜利被日本海军作为司令部使用。从1938年4月开始,日本企业株式会社石福商店利用日本侵略中国的商业机会,在上海的日本陆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之下承揽非铁金属收集工作。在上海市西华德路（现长阳路）88号开设了＂株式会社石福商店上海办事处＂。     

长征途中的李达

正李达是1931年参加宁都起义后加入中国工农红军的。1932年2月,他从红五军团调至湘赣苏区,一年之内便由连长提升为红八军参谋长;红八军改编为红六军团第十七师后,又任第十七师参谋长。他参与指挥了保卫湘赣苏区和配合中央苏区反"围剿"的许多次战斗。红军长征做先导1934年,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领导,中央红军未能粉碎国民党的第五次"围剿",不得不酝酿战略转移。7月23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命令红六军团撤离湘赣苏区,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