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坝遗址M45出土一组乐器的分析研究

本文对四川渠县城坝遗址出土的錞于、钲、钟一组青铜乐器做了相关分析,研究发现:这组乐器属铜锡铅三元合金,錞于、钟含有微量砷;均采用范铸法分批、分部件浇铸而成,各部位合金比例不尽相同,錞于的合金比例差别较大。通过微痕信息观察,器身上的部分巴蜀符号为刻划成型而非铸造;器物用途可能仅为陪葬品而非实用器。     

《虎溪三笑圖》題畫詩考論

"虎溪三笑"是傳統中國畫的重要題材之一,並由此產生了《虎溪三笑圖》的題詠。宋人已考證"虎溪三笑"本事爲虛構,其源流當是佛門僧衆對《高僧傳·慧遠》的踵事增華,至遲在晚唐五代之際已形成,宋代時廣爲人知,成爲《虎溪三笑圖》題詠的發端期,出現了贊頌三教同一、思慕高賢的主題。元代是《虎溪三笑圖》題詠的繁盛期,主題呈多樣化,其中遺民情懷主題帶有明顯的時代烙印與個人情感。明代《虎溪三笑圖》題詠漸呈式微,在佛教衰落、學術風氣漸趨謹嚴的背景下,質疑畫題失真的詩作漸多。入清後,題詠詩作主題漸呈單一,但在藝術上仍有獨到之處。     

从山水画法探索《女史箴图》的创作时代

本文根据《女史箴图》中一段山水及虎等的造型和画法,对比魏晋南北朝时代的画像砖(石)、佛教造像碑和敦煌壁画中的山水及虎等的造型和画法,认为此图只能产生于北魏后期和南朝齐梁时代。从画作的题材论述,笔者认为刘向的《列女传》是一部对社会各阶层都适用的道德教科书,据此而创作的图画为社会所普遍需要,多见于早期画史记录;而张华的《女史箴》是一篇针对晋惠帝贾皇后的讽谏文章,一般只适合于宫廷,而且不是普遍需要,否则会激起宫廷内部矛盾,据此所创作的图画必须具有特殊的历史背景,即宫廷中出现有关类似贾皇后的人物,且握有实权的皇帝有整顿内宫的要求。因为没有最高权力的支持,画家是不敢进行创作的。在考察当时所存在的各朝政权时,笔者认为顾恺之没有创作的可能,其它各朝的可能性也极小。只有北魏孝文帝时期,前受文成文明皇后冯氏专政,后接废掉和诛杀两位皇后,符合前述历史背景和需要,故《女史箴图》应是魏孝文帝亲政后宫廷画家创作的。文章最后通过对原本与摹本书法风格的分析,否定其为“唐摹本”,而确定其为北魏宫廷绘画的原本。通过文献考证,笔者认为今本《女史箴图》上的“弘文之印”和“顾恺之画”书款均系米芾作伪,“三槐之裔”为王旦家族收藏印,“广仁殿”印为金章宗完颜景收藏印。     

明清闽粤赣地区虎灾考述

本文着重探讨了明清时期闽粤赣三省虎灾的成因、危害及其分布和演变趋势。指出这一时期三省虎患之所以空前绝后,主要原因就是随着大量人口不断向山区进逼和新作物的引进推广而出现的山区开垦规模的扩大,其对山林资源的严重破坏,激化了虎与人之间的矛盾：要么虎吃人,要么人杀虎。其后,山区开发已达极限,老虎不断为民捕杀,乃至造成华南虎濒于绝种的境地,虎患随之减少。     

虎簋盖与穆王纪年

《考古与文物》1997年第3期刊发了《虎簋盖铭简释》,使我们有机会就西周年代作进一步探讨。     

试论宜侯矢非吴君世系——兼及太伯奔吴为信史

本文通过对宜侯矢簋铭文中“王卜于宜,入社南乡”之旬的全新考订,结合滕虎簋“虎”字与前贤所释“虞”字结体基本一致之比较,以及对西周初地缘政治形势的分析,考证宜侯矢原封虎侯,不属吴君世系,其迁封之邑为邳县北之祖。     

民间手工艺传播的机缘性——对鲁南地区莒南县十字路镇后粮店村泥叫虎的调研与思考

鲁南地区莒南县十字路镇后粮店村的泥塑制作工艺,是1966—1976年间从山东潍坊高密传播而来的。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的20多年间,后粮店村的村民在农闲时多以制作泥叫虎为副业补贴家用。随着20世纪90年代鲁南地区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村副业的多样化,后粮店村的泥叫虎制作逐渐停止。文章以此为例,分析民间手工艺传播的机缘性。     

論貞元初年的禁軍改革

制度變革往往和政局變動有着密切聯繫。貞元初年,德宗改革禁軍制度,增加禁軍將軍的員額,並大範圍蒐集藩鎮將領進入禁軍。在這個過程中,諸多與李晟關係密切的將領被邊緣化。種種迹象顯示,這場禁軍改革中的人事動蕩和李晟等勳臣去位有着密切聯繫,不久後的李廣弘謀反就發生在這一背景下。自此貞元時代掃清了轉向"文"治的政治障礙。而這些經過"禁軍化"的藩鎮將領有很多先後出任節度使,成爲德宗重塑藩鎮秩序的重要憑藉。這也意味着"安史之亂"以來朝廷對藩鎮將領立場的改變。     

论武定侯家族的袭爵之争 ——以族权与皇权关系为视角的研究

郭玹的袭爵为皇权介入武定侯家族的袭爵之争埋下了隐患。明英宗曾试图通过搁置袭爵来剥夺武定侯家族的袭爵权,但在复位后出于巩固统治需要转而支持郭昌袭爵。成化年间至弘治初年,朝廷主张剥夺武定侯家族的袭爵权,郭昌之子郭良通过多种方式为袭爵营造有利氛围来影响皇权,最终成功袭爵。武定侯家族的袭爵之争体现出明代勋臣家族族权与皇权之间的微妙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