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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清末甘肃学政叶昌炽1903年12月30日日记,张元潹(号筱珊)是最早搜集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文物的甘肃官员之一.但是,由于传记资料的奇缺,张元潹的生平事迹一直是个未解之谜.本文依据叶昌炽<缘督庐日记>,以及零星的科举考试资料和方志资料,对张元潹的姓名、字号、籍贯、科举考试等问题首次进行了研究,对张元潹历任敦煌县知县、署固原直隶州知州、署皋兰县知县、署凉州府知府、泾州直隶州知州等官职的过程,第一次进行了较系统的梳理.本文对于进一步探索张元潹所获敦煌文物搜集品的来龙去脉,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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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敦煌类书是敦煌藏经洞出土的中古时期的古类书写卷,它介于六朝至宋初之间,是后世类书编纂的一个源头。敦煌类书的出土填补了中国类书发展史上的空白,使类书的发展、编纂源流变得完整而清晰。敦煌类书保存了大量中国古代典籍和历史文献,对于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及其在西北地区的传播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自1909年以来,敦煌类书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而学界却尚未对此做过系统的梳理,为推动本课题研究的深入,特选取敦煌类书研究中最具代表性的七类写本加以述评,以窥敦煌类书研究之春色满园。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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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莫高窟是丝绸之路开通、东西文化交流和佛教东传的产物。最早的洞窟开凿于1600年前的前秦建元二年（366）,历经北凉、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西夏和元等十个时期的不断开凿和兴建,形成了一座规模巨大、丰富多彩、辉煌灿烂的东方造型艺术馆。在持续1000年的修建过程中,对当时的宗教活动和社会生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到了明代,由于海上交通的发达,中国经济发展重心东移,丝绸之路逐渐冷落,莫高窟也渐渐被内地人士遗忘。这座宏伟的古典艺术宝库在我国西部边陲的戈壁大漠中默默无闻地躺卧了五六百年,遭受着各种自然力量和人为因素的损害。直到公元1900年莫高窟藏经洞被打开,封存900多年的5万余件文献、经卷、绣画等珍贵文物重见天日,敦煌石窟才又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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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武田先生在藏经洞封闭原因上主张"1052年末法说",但在敦煌遗书中并未发现任何与"1052年末法"相关的记述。另外,不论是"辽"、契丹"、辽之主要城市还是辽之主要姓氏都在敦煌遗书中难觅踪迹。"1052年末法"引起统治阶层重视是1027年,此时敦煌与辽已经七年未曾往来。由此可见,辽对敦煌佛教界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辽之末法甚至无传入敦煌之可能。所以因辽"1052末法"封闭藏经洞的说法是缺乏说服力的。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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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藏经洞的开窟、敦煌文献的发现和敦煌学的诞生,已经一百多年了。我国西域与敦煌历史文物和文献的外流,也有一百多年了。在西方和日本的科考、探险、考古学家们劫掠敦煌西域文物的狂潮中,法国探险家、语史学家、东方学家和汉学家伯希和的西域探险,则颇为引入注目。本文试对伯希和西域探险团在我国新疆和甘肃各站,尤其是在敦煌从事考察和劫掠文物的史事,略作钩沉。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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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早期敦煌学史上,日本的狩野直喜和中国的王国维两位先生之间的学术交往,可谓一段佳话,值得我们今天回味,也为我们今天发展中日学术交往树立了楷模. 狩野直喜(1868-1947年),字子温,号君山.1900年(明治三十三年)作为文部省留学生到北京留学,遇到义和团事件,被围两个多月后回国.1901年秋到上海,在江南地区逗留三年,没有见到王国维,只是从友人藤田丰八那里听到过这位聪颖的学生的名字.①王国维(1877-1927年),字静安,号礼堂、观堂.1902年2月赴日本东京物理学校留学,因脚气病发作,于夏天归国.两人都曾到过对方国家,但还没有因缘使他们相见.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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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西方列强疯狂掠夺我国文物的历史是中华民族一部极为惨痛的历史。甲骨文、敦煌藏经洞、吐鲁番千年文书、晚清珍贵档案……横遭贪婪的掠夺和野蛮的破坏,实在令全体炎黄子孙痛心疾首与无比愤慨。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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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鸿汀先生,系甘肃知名学,在历史学、方志学、金石学方面造诣甚大,书宏丰。1909年先生考中清宣统元年已酉科二等拔贡第5名,在礼部任小京官,旋因官制改革,又分发为学部的七品书记官(秘书),分配到普通教育司行走。当时学部正创办图书馆,先生参与筹建工作,次年经国内学紧急呼吁,请政府下令甘肃地方当局将敦煌藏经洞发现的劫余物,负责清理运往北京,交学部图书馆妥善保存。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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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藏经洞(莫高窟第17窟)的性质问题,马世长先生曾在<关于敦煌藏经洞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指出,画史和文献中对寺院里绘有壁画,并配置碑刻、造像等物的纪念性堂屋建筑称之为影堂,而"藏经洞中画壁画、立碑、造像,显然都是纪念洪辩的",因而藏经洞是洪辩的影窟(影堂).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