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来信

湖北孝感的刘予飞：我想了解一下西藏的念青唐古拉山。 答：念青唐古拉山脉是中国青藏高原主要山脉之一。横贯西藏中东部,全长1400公里,平均宽80公里,海拔5000～6000米,主峰念青唐古拉峰海拔7111米,位于西藏当雄县境内。念青唐古拉山脉将西藏划分成藏北、藏南、藏东南三大区域。     

2010夏 藏地自驾新体验

<正>四姑娘山由四座连绵不断的山峰组成,长年冰雪覆盖,如同头披白纱,姿容俊俏的四位少女,四姑娘中以幺妹身材苗条、体态婀娜,现在人们常说的"四姑娘"指的就是这座最高最美的雪峰。藏地旅游是近年来人们最为关注的经典旅游方向之一,那里壮美的高原风光和厚重的民族文化,让每一个旅行者都魂牵梦萦。     

盐井,滇藏线上一个想家的符号

<正>很想一开头就描述盐井,这是西藏归来后压在我心底最久的一个地方。在前往西藏的路上,那些颠簸而过的路段,夜宿过的小镇,偶遇的骑行者,擦肩而过的青稞地,还有那些叩着长头往拉萨去的朝圣者深深地栽种在我脑海中。在深夜,或是工作后的一点点空闲时间,只要翻到一路上自己随手拍下的图片,心就会颤动不已。     

国博近年征集入藏的商代青铜器

我国古代的青铜冶炼技术在殷商时期达到了顶峰,商代的青铜器,正如甲骨文一样,成为商代文化的标志与象征之一,减如李济所说,殷商时代实乃中国青铜文化鼎盛时期的一座巅峰。青铜器上的铭文,也为研究商代历史提供了以文字为媒介的第一手史料,其在考古学与历史学中的价值,自不待言。     

匾额文化艺术浅析

匾额作为建筑物的点睛焦点,受到人们的重视和喜爱,不仅在其观赏性,更因它拥有丰富的文化属性和艺术内涵,从而极具收藏价值。本文试从文化源流、类别纹饰、文化特性和藏证功用四个角度对匾额文化艺术特性进行分析和解读。     

隔离与融合:新疆喀纳斯景区旅游规划中的利益博弈

旅游规划是一个地区对于未来旅游业发展的一种项目计划和制度安排,因此,在旅游规划编制以及落实过程中会涉及到各相关利益方的博弈。在我国一些少数民族地区,未被工业化的社会形态和结构成为一种稀缺的吸引物,旅游业成为当地具有较强比较优势的经济产业。但在旅游开发规划中,当地居民的利益诉求往往被忽视。新疆喀纳斯旅游规划应用了居民区与旅游区相隔离的战略,在达到了功能分区的目的的同时也引起了相关利益方之间的利益博弈,引发了我们对于编制旅游规划的程序和实体改革方向的思考。     

敦煌改字本《十诵比丘尼戒本》研究——兼论“词汇替换”作为佛经编辑方式

传世的《十诵比丘尼戒本》是沙门法颖从《十诵律》中辑出的,南北朝时主要流传于南方,敦煌文献中存量颇少。前人研究敦煌律藏时,往往仅以法颖本为据,定名、叙录及后续研究多有未善。大谷2-26号是一种古佚《十诵比丘尼戒本》,西本龙山以为鸠摩罗什所译,陈寅恪等均曾质疑,迄无定论。系统调查可知,敦煌文献中说一切有部的比丘尼戒本多与大谷2-26号同属一书。新发现的抄本共有17号,其中8号(片)可缀合为3组。敦煌本的共戒改写自鸠摩罗什译《十诵比丘戒本》,改造方法是将其中涉及性别的词汇对换。敦煌本《十诵比丘尼戒本》集中抄写于西魏前后。北周武帝灭佛后,敦煌本的传播链条中断,南方的法颖本成为《十诵律》系统通行的尼戒本。     

10-14世纪中国与朝鲜半岛的汉文大藏经交流

汉文大藏经是中国与朝鲜半岛间佛教交流和图书出版交流的重大项目,有着典型意义.10-14世纪,中国刻本汉文大藏经流播朝鲜半岛前后分19次,传去20几藏,或由赐送,或为购买,是当时"贡赐贸易"的生动反映.朝鲜半岛与中国的佛教、出版交流,不是简单的接受,而是在中国的基础上,精益求精,不断发展,<高丽藏>的三次雕印,就是很好的例证.而且这种交流不是单一的、孤立的只是中国向朝鲜半岛的单向输出,而是双向的互动,循环往复、各擅其能、相互促进.     

甲骨文是这样发现的

一八九九年（光绪25年）,山东福山人王懿荣在北京清政府担任国子监祭酒（最高学官）,一次服中药时,他突然发现“龙骨”药上刻有奇怪的类似篆文的东西,大为惊讶。王懿荣本是金石专家,精通铜器铭文之学,知道这东西一定有名堂。于是追究到药铺,查问“龙骨”的来历,并选了一些进行研究。一九〇〇年（光绪26年）,山东潍县古董商范雄卿携带“龙骨”八百多片到北京,王懿荣付以重金,予以收购。王成为鉴定收藏甲骨的第一人。一九。三年,王懿荣死后不久,他所收藏的甲骨大部分被《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刘铁云）收买,刘把这些甲骨连同自己所藏,选了一千多片,石印出版了《铁云藏龟》,     

乐浪、带方二郡的兴亡与带方郡故地汉人聚居区的形成

以乐浪郡为首的汉四郡自设立起,其盛衰就与周边各民族集团的动向息息相关,领地与人口不断变动,总体呈现渐趋衰落的态势。带方郡的开辟虽使当地的汉文化势力有昙花一现的兴盛,但4世纪初二郡仍在高句丽的进攻下覆亡。在高句丽势力的强大压力下,原乐浪郡汉人大量南下,加之内地新移民的到来,于带方郡故地形成汉人聚居区,势力逐步有了恢复性的增长,并于4世纪中叶达到相对的顶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