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时期丝绸装饰中的中国、伊朗和中亚艺术传统的鉴别——从术赤·兀罗斯(Ulus Djuchi)出土的黄金部族的遗物来看

蒙古人迁移从中国、伊朗和中亚俘获的工匠的政策导致了当时的丝绸文化交流。近年来,伏尔加、顿河流域的北高加索术赤·兀罗斯地区13-14世纪中叶的游牧贵族墓葬中出土了一批纺织品,通过对发现于诺沃巴甫洛夫斯基(Novopavlovsky)、朱赫塔(Djuhta)、凡尔勃费·老格(VerbovyLog)的纺织品的内容、结构、技法的分析,可以判断出其各自的艺术传统。     

13—14世纪亚美尼亚史家著述中蒙古人形象的变迁及影响

13—14世纪,西亚的亚美尼亚人与向西扩张的蒙古人展开了不同文明间的交往,由此亚美尼亚史家在著述中形成了两种截然相反的蒙古人形象。修士派史家因宗教信仰差异和蒙古人的经济盘剥而产生了强烈的负面蒙古人形象;贵族派史家则基于国际格局的战略考量,塑造了一个基督教化的正面蒙古人形象。两种形象是亚美尼亚人与蒙古人不同文明交往方式的产物,促进了亚美尼亚人及西方基督教世界对蒙古人和东方的了解,并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了西方的十字军研究。但是,亚美尼亚史家著述中的蒙古人形象也强化了西方在认识东方过程中的自我意识,并且加深了伊斯兰世界对亚美尼亚人的仇恨,进而间接地导致了亚美尼亚王国的覆灭。     

蒙元时代的四怯薛长承袭

怯薛制是蒙元时代草原色彩最为浓厚的政治制度之一,不仅元人与之存在隔膜,现代学者亦有误读。怯薛制度建立之初,怯薛长的选任范围并非如《元史》记载限于成吉思汗的“四杰”家族,而是涵盖蒙古开国功臣集团。大蒙古国分裂后,怯薛制度作为重要的草原传统,在元朝和其他汗国中得以保留。受到蒙元时代汗位之争的影响,怯薛长选任经历了复杂的变动。《元史》所谓太祖创设的“祖制”,并非出自成吉思汗之手,而是元人对元朝政治的观察与总结。怯薛长的家族承袭,集中体现了怯薛制连结大汗与异姓贵族的纽带作用。     

水利秩序与蒙旗社会——以清代以来黄河河套万家沟小流域变迁史为例

黄河河套万家沟小流域的变迁史呈现了水利秩序构建与蒙旗社会演变之间的关系.清代以来,在"走西口"的历史进程中,河套地区逐渐从游牧社会向农耕社会过渡,农田水利渐次开发,定居村落大量形成.在共同的地域空间中,围绕着万家沟清洪水的开发和利用,蒙汉民众交往愈加频繁.地方社会自发地形成了以"村落"为中心的用水秩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清代察哈尔扎萨克旗考

1634年,后金将大部分察哈尔人编入八旗,形成八旗察哈尔;又封林丹汗子额哲为和硕亲王,以其直属部众编旗,设立察哈尔旗。从蒙古文档案记载可知,察哈尔旗是一个外藩扎萨克旗。现存蒙古文察哈尔官员世职敕书进一步证明,察哈尔旗的职官和待遇始终与其他外藩扎萨克旗相同。察哈尔旗的后两任扎萨克阿布鼐和布尔尼父子作为蒙古大汗后裔,不甘于屈从清朝的统治,导致了察哈尔旗的覆灭。     

论明世宗对蒙"绝贡"政策与嘉靖年间的农牧文化冲突

明朝曾采取允许周边各少数民族首领定期朝贡、明廷给以丰厚的赏赐并可在会同馆进行一定程度的互市贸易的政策,由此而形成明代的朝贡体制。但在嘉靖年间,明世宗顽固地拒绝和蒙古通贡互市,以至从嘉靖十一年（1532）以后,整个北边防线战争不断,终于酿成京城被围的“庚戌之变”。明世宗对蒙“绝贡”政策是违背历史大势的非常有害的错误政策,它给明蒙双方都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制约了明代历史的发展。     

陈伯达和他的前妻

1970年9月6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结束,党中央宣布,对原中央革组长、政治局常委陈伯达进行隔离审查。次年9月13日,林彪等叛逃,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消息传来,举国上下一片震惊。     

从勇猛到颓废

正一腐朽、腐败、丧权辱国,"嘉定三屠"、"鸦片战争",在我们的记忆里,有太多关于清朝的负面记忆,再经过"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启蒙渲染,以至于丧权辱国、水深火热这样的词语成为满清的原罪。在中华正统论的格局中,清朝作为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历史功绩完全被低估了。当中国被拖入现代体系的时候,恰好是一个少数民族统治的王朝,而国家的命运恰好压在满人不犯错误之上,一旦犯了错误,清朝之下无完卵。平心而论,清朝的历史承载了太多的屈辱与黑暗,但若将其置于整个中国历史中观照,其疆域之大、政治之稳定、人口之繁多可谓     

西宁市举行那达慕大会

本刊讯 （记者 齐·布仁巴雅尔）6月14日,第二十八届西宁市蒙古族那达慕大会举行。本次那达慕大会由省委统战部、省民宗委主办,青海蒙古族研究会承办。 青海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蒙古族是我省五个世居少数民族之一,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厚重的文化。那达慕大会是蒙古族同胞特有的传统体育盛会,也是草原人民喜庆丰收、赞颂美好生活的盛大节日。它承载着蒙古族的岁月变迁,也见证着蒙古族拼搏进取的光辉历程。     

“蒙古青年”与内蒙古自治运动

晚清民国时期,随着学制等一系列制度变革,大城市聚集了一批出身平民的蒙旗学子。在新式教育和各种新思潮的影响下,蒙旗学子自觉地进行身份建构,其"蒙古青年"的身份意识不断加强。"蒙古青年"从学校毕业后,从中央到地方均无适当出路,遂参加"内蒙古自治运动"和"百灵庙事变"等政治运动,成为内蒙古近代社会变革的主要力量。在相互接触与竞逐中,来自不同地域的蒙古青年逐渐意识到彼此之间的差别,并以"西蒙青年"和"东蒙青年"等概念来定义自己的身份。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下,蒙古青年内在的差异性外化为政治诉求的分歧,最终使他们走上不同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