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石油之都———大庆(连载二)简

那达慕那达慕是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进行游乐活动的盛会,每隔三年举办一次,活动时间为3天至5天。活动项目有：田径、摔跤、射箭、赛马、踢乌兰、沙他拉、布鲁、棋类、篮球、中国式摔跤、燃放烟花、经贸洽谈;表演项目有安代舞、大型团体操表演、专场文艺演出。那达慕,蒙古语为“娱乐、游戏”,是蒙古族召开盛会以庆祝丰收的喜悦之情。据《蒙古秘史》记载：“那达慕,蒙古之庆典,由舞蹈筵宴以庆也,即举忽图刺为罕,于豁尔豁那黑Jif,绕蓬松茂树舞蹈,直踏出没肋之膝、没膝之尘矣”。这就是蒙古族那达慕的起源。     

元代文化统治的特征及影响初探

对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元帝国,是蒙古族人经过大规模的西征南进而建立的。元朝蒙古统治的文化措施推进了中国多元一体文化格局进程和传统文化发展,形成了与外界文化交流的繁荣时代。本文主要从文化角度,阐述元朝蒙古统治的文化特征及历史影响。     

探寻民初“满蒙问题”的真相——读中见立夫著《“满蒙问题”的历史构图》

正去年,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教授中见立夫氏推出了他积淀近40年的力作《"满蒙问题"的历史构图》(『「満蒙問題」の歴史的構図』、東京大学出版会、2013年),该书的论题直接切入在近现代中国和东北亚国际关系史上影响深远的民国初年的"满蒙独立"运动,反映了日本学术界的最新看     

蒙古汗国大朝通宝银钱断代考论

大朝通宝小平钱,有银、铜、铅三种质地,其中银质最为常见。钱面文字楷书直读,大多数素面,也有的背面有各种近似文字的戳记。大朝通宝近年来在内蒙古、甘肃、陕西等省区屡有出土,总数已不下百余枚①。新近发现的大朝通宝都是银钱,其大小重量均不相同,有的外郭不圆且宽细不匀,背郭有的浅而不显。钱文均为楷体,其中“大”、“通”、“宝”三字,近似金代大定通宝钱文。但在字形的工整、深峻方面均相差甚远。由此可见,不同批次发现的“大朝通宝”,均非同时铸造,也非出自同一工匠之手。     

清宫生活中的铺垫 蒙古地毯与蒙古包罩帘毡

<正>蒙古栽绒毯的编织技术亦传自新疆。至元朝,蒙古栽绒毯已形成织造规模庞大、产品数量繁多、花色丰富的盛世局面。清代,蒙古进贡栽绒毯可分为漠南蒙古(今内蒙古)毯、厄鲁特蒙古(今新疆北部)毯两大类,其中以前者进贡数量为多。蒙古与中原地区的经济交往,早在明代就以"通贡"和"互市"两种形式进行。通贡,既是蒙古与明廷     

金启孮先生的蒙古学研究——纪念金启孮先生逝世十周年

金启孮先生一生致力女真、满洲学、蒙古学研究,卓然成家.先生史学根底深湛,通晓满洲语、蒙古语、女真语及日、英、德语;又熟知满蒙风俗、掌故,故治蒙古学,于史料之搜集,掌故之解读,均有优势;研究成果举凡史学、语言学、文学无不涉及,皆有成就.先生的蒙古学研究最致力清代,尤其重视满蒙汉关系.其大部分著作涉及满蒙历史文化,如《清代蒙古史札记》、《中国摔跤史》等都是我国民族文化史的重要著作. “先生在中国的学术史上做出了不菲的成就,他的贡献不仅仅局限于女真学、蒙古学、满学,而是对整个中国的文化事业作出贡献.”     

东西

中国转换为“微笑外交”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蒙古。这是自2003年以来,中国国家主席时隔11年再次访问蒙古。继韩国之后,蒙古成为习近平上任以来第二个单独访问的国家。中国媒体连日来大幅报道了中蒙关系,在访问经济小国时如此大篇幅报道实属罕见。     

从成吉思汗经略西北边疆的成败看文化力的作用——纪念成吉思汗登大汗位800周年

本文概括论述了成吉思汗经略西北边疆的出众文略,指出他组建新的依靠力量,经略中西驿路交通,短短几年便统一中国西北边疆,达到了建立欧亚帝国和促进人类古代最广大的一次“握手”的一代辉煌,以及成吉思汗处理西北民族关系和塑建开放性民族结构之成功。同时剖析了他因文化的局限性而造成的两大失误给他本人和子孙带来的悲剧。最后,剖析了领土观念、制度文化、利益依附关系如何成为边疆分裂的根本因素。     

水东宋氏述略

贵州有水东、水西之称,据考始于宋朝末年彝族额果濮贤以鸭池河为界,分为水东、水西两个部分。明初,水东、水西仍以鸭池河为分界,河西属安氏、河东属宋氏管辖。洪武五年(1372),元八番顺元沿边宣慰使、顺元宣抚使罗氏与同知宋氏蒙古歹入附,明王朝仍让他们以宣慰、同知原官世袭,赐蒙古歹名钦。宋钦的夫人叫刘淑贞,非常贤惠。幼时曾读书,深明事理,除了操持家务、抚育儿女,还辅助宋钦处理公务。刘淑贞是贵州历史上一位杰出的女性,她胆识超群。明洪武初年,贵州都督马烨(人称“马阎王”),“启衅立功”,以达到其“代以流官”、“郡县其地”、邀功朝…     

新发现的13世纪蒙古帝国的造币厂——阿拉斡耳朵-阿拉阿赞姆（和田）和喀巴克

新疆——对于无数研究东方钱币的学来说,都是一片充满神秘色彩的土地,这里曾出土过无数神秘待考的神奇钱币。甚至就在30年前,许多钱币学都根本无法想象,在西域马斯乌德（回历670年／公元1271年至1272年,AH670／1271—72AD）改革之前,该区域众多的造币厂曾打制了大量的钱币,早在1981年K．Baipakov和V．Nastich教授的章中,第一次提到在奥特拉（Otrar,吉尔吉斯坦南部）13世纪的一个银器及钱币窖藏中,发现叶密里,博乐和当时其他一些新疆境内的地方打制的银币（Baipakov,Nastich,1981,pp．20—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