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遗”传承人权利保障机制地方法制评述:兼论“非遗法”的反思与完善

《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非遗法")颁布实施以后,我国已就非物质文化遗产(非遗)传承人权利保障相关问题进行地方法制实践。这些地方立法不仅保留了"非遗法"相关规定之精华,同时亦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创新。这些地方法制的做法不仅具有正当性,还具有诸多亮点和启示。为缓解非遗领域不同位阶法律适用冲突以及平衡、协调非遗传承人权利与义务之间关系,"非遗法"应就非遗传承人权利保障机制等问题进行规定,以最终实现非遗法律体系形式功能与实质功能的统一。     

社会成本分析:制度设置的基本法则——以关于惩戒“包二奶”行为的讨论为例

制度设置必须考虑成本与收益问题。以关于惩戒“包二奶”的讨论为例,“道德派”强调自由与隐私权,主张“把道德的东西还给道德”,“法律派”认为,道德无力时应用法律规范。以成本分析法看,自由与隐私权是社会性的,在家庭仍有社会成本与收益效应时,“包二奶”应得到惩戒,道德惩戒的成本低廉,但在陌生人社会作用有限,法律惩戒成本稍高,但收益可靠。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三农”问题及当代启示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走上一条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的道路,也就是进入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十年内战时,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建立并建设农村革命根据地,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发展根据地的农业生产,关心根据地人民群众的生活。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逐渐成熟,开始认识到现阶段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的土地问题,对"三农"问题进行探索。该中国出台的一些政策,对当代中国的"三农"问题也有一些借鉴作用。     

抗日民族英雄——杨靖宇

<正>杨靖宇同志是著名的抗日英雄,优秀的共产主义战士,他的名字在东北抗日民族战争史上期间是一面光辉的旗帜。杨靖宇将军以野草、树皮、棉絮充饥,在深山密林、冰天雪地中只身与残暴的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最后壮烈牺牲的感人事迹,在我国,特别是在东北,几乎家喻户晓。杨靖宇的一生是壮丽的,他的一生是于中国大革命和中国人民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伟大事业紧紧在一起。(一)杨靖宇本名马尙德,又名顺清,字骥生,曾用名张贯一、乃超、     

现代地铁VS古代文物，和谐共存？

83岁高龄的“耄耋健将”曹德华先生,一会儿在杠子上快速翻转,一会儿用脚勾住杠子身体进行倒转,一会儿又用多种不同的身段上下杠,其敏捷的身手一点也不亚于年轻的体操运动员。这位老人就是旧社会“天桥八大怪”之一“飞飞飞”的惟一传人。     

华清池“捉蒋”背后的历史

正1936年12月12日凌晨,骊山脚下的枪声,拉开了西安事变的帷幕。今天,历史已经无可争辩地证明了打响西安事变第一枪者是东北军总部卫队第一营营长王玉瓒。张学良将军有两个卫队营,即卫队一营和卫队二营。我父亲王玉瓒当时是卫队一营上校营长。事变前,奉命在临潼华清池头道门负责蒋介石的警卫工作。受张学良将军指派,率兵参与了华清池"捉蒋"这一重要任务。     

元代湖广行省溪洞地理环境下的蛮夷官制

元朝在湖广行省的西部(今贵州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的部分地区)设置15个特殊政区安抚司,通过安抚司对溪洞民族群落进行招抚,对归附的溪洞寨落进行民族群落与地域结合的整合,设置为民族群落地方基层组织"蛮夷官",允其继续统领溪洞民族群落,归属于15个安抚司统辖,形成安抚司——夷官管理体系。这是一种以地域与民族群落混合的管理模式,是元代创设的民族群落与地域结合的民族群落地方基层组织,元朝从而实现了对历代王朝未能深入的溪洞地区少数民族群落的控制和管理。     

民国时期广西非汉族群的户籍管理与人口统计研究

历史时期民族人口的数量与户籍管理制度密切相关,官方如何认知民族并计算与管理户口,会使民族人口的数量产生较大的差异。本文将以广西为例,从户籍管理的角度,去探讨为何民国时期广西被统计为民族人口的数据如此之少,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有多少民族人口被统计为汉族户籍人口。     

对于几个经济问题的思考

<正>一、关于生产力要素问题历来的说法是:生产力是由三个要素构成的,而且,也只有这三个要素。它们是:劳动力、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就是说:资本家使用资本,作用在这三个要素上,进行生产。这个生产的结果,产生剩余价值。而剩余价值,便为资本家所占有。这样的一个演算方式,就使我们看到了资本家原来是这样占有工人的剩余劳动的。这当然是不合理的,是剥削。然而,倘若不是从某一个角度去片面地观察,而是居高临下地去观察全局,那么,我们就会看到另外一个景象。那个景象清楚地表明: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