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色传馨 嘉兴地区博物馆藏明代书画赏析

明代是艺术发展史上一个重要时期。整个明朝一代书画艺术的演变发展,大致可分为前期、中期、晚期三个阶段。嘉兴地区博物馆藏明代书画以早中期较少,晚明书画,收藏甚丰,名家云集,品质上乘,尤以董其昌、文徵明、蓝瑛、吴伟等作品为翘楚。     

陆治的花鸟画艺术

陆治是吴门画派继文徵明之后的领军人物。董其昌在《唐宋元名画大观》册中题写道:"吴中自陆叔平后,画道衰落"1,对陆治的绘画评价甚高。一、陆治的生平及交游陆治(1496~1576)字叔平,号包山,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先祖由开封迁居至苏州包山(今太湖西山)。生于士儒之家的陆治"生而磊落,负文采有姿制"2,被王鏊所赏识,且游于祝允明、文徵明门下。但陆治的科举之路并不顺遂,不第后无心仕途。作为研究陆治生平的重要资料,王世贞所做《陆叔平先生传》中以较多的笔墨描述陆治的高洁品质和恪尽孝道。     

北京艺术博物馆藏董其昌行书小园赋卷

一．董其昌在书学史上的地位 董其昌（1555-1636年）,字玄宰,号思自,别署香光居士,华亭（今上海松江）人。万历十七年（1589年）进士,官至南京礼部尚书。福壬时,谥“文敏”,后世亦称董文敏。     

传承与疏离：论董其昌与王鉴画风演变的关系北大核心CSSCI

王鉴初学画时是以董其昌所提倡的南宗理论为宗,中年以后逐渐与董其昌的理论疏离,追求“作家兼士气”的理想,演变成后来宽泛的师古,呈现出合“南北宗”为一体的趋势。“同宗而异趣”,王鉴走向了一条与董其昌以及王时敏、王原祁祖孙所不同的道路,最终与学生王石谷一起形成清初“四王画派”中的另一种风格类型。本文通过分析王鉴与董其昌在画法、画论方面的关系以及家族之间的渊源,剖析清初“四王画派”中,融南北宗画法为一体的风格类型的成因。     

画为真山水——董其昌《古木清流图》

明朝最后一个戊辰年——崇祯元年(1628年),明王朝进入最后一位皇帝思宗朱由检的统治时期,他亟欲有所作为,以挽救岌岌可危的大明统治。而此时官居南京礼部尚书的董其昌(字玄宰,号思白、香光居士)正闲居于家乡松江——座风景秀丽、人文荟萃的江南小城,以他擅长的书画消遣时日(两年前,为了躲避魏忠贤等人的竖宦专权以及酷烈的党祸之     

天姿迥异 高秀圆润——董其昌临柳公权书《兰亭诗》

董其昌(1555-1637年),字玄宰,号思白、香光居士,上海松江人。是中国书画史上一位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书画家和书画理论家,其书风影响了明末清初近两个世纪的主流书法,在中国书法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与邢侗有“南邢北董”之称,与邢侗、张瑞图、米万钟合称“晚明四大家”,一生中创作的书画作品不可胜数,但不免有赝品或代笔之作流传于世,“鱼目混珠”的现象大量存在,然而也不乏有精品之作。     

关于《画禅室随笔》编者的考订

《画禅室随笔》的作究竟是谁,这始终是一个在画史上引得争议的话题。本通过对《画禅室随笔》主要版本的考订,明确了此书为清初杨补在董其昌《容台集》遭禁毁后,辑录董其昌书画语录而成的史实。但杨补的辑录并不严谨,讹误颇多,对后世研究董其昌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为溯本清源,防止谬误继续流传,我们今天对这部书真正作的考订及对其内容的校勘才显得尤为必要。     

集古法之大成 率易中得秀色——董其昌书画透析

在明末众多的著名书画家中,艺术成就高而又影响最大的当推董其昌,其影响波及明末及清代三百多年。董其昌(1555-1637年),字玄宰,号思白,别号香光居士,华亭(今上海市松江县)人,万历十六年举进士,时年34岁。因文章优秀被选为庶吉士编修,并且担任过皇子的讲学,官至南京礼部尚书,成为朝廷重要的文化官员。他才溢文敏,好谈名理,通禅理、富收藏、精鉴赏、工诗文,其书画艺术及绘画理论对清代影响极大,著有《容台集》《容台别集》《画旨》《画眼》《画禅室随笔》等。董其昌是一位有丰富的学养,诗、书、画、藏多艺的画家,始学书法起意于17岁那年,他在…     

董其昌离京与万历中期政治文化探析

董其昌的人生轨迹,由“娴熟政治”转向“精于艺术”的关键,在于万历己亥京察时突然离开京职而转任地方官。对于此次离京原由,文献大多隐晦含混,学者们异说歧出,大致有隐逸、立储数种。从董其昌十年翰林生涯的积极态度来看,可以说明其离京实属被迫,与隐逸追求的关联不大。透过好友区大相的送别诗,立储之说亦非真相。重检己亥京察的政治程序,沈一贯所上的密疏,以及他所推动的令翰林等四衙门官僚外迁任职,才是董其昌离京的关键所在。对董其昌个人而言,离京导致他此后二十年间再难回到北京任职。但“四衙外迁”是由来已久的政治文化,沈一贯的政治行动,是基于整体的朝局考量。这已足以证明,短时段的个人政治浮沉,与中时段的政治文化冲突之间,确乎存在着历史认知落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