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重视角下的中国古代史学史研究

考察中国古代史学史,必须要有大历史视角。这种大历史视角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表现：一是政治史视角,具体考察王朝更替与以史为鉴、王朝建立与神意史观、政治危机与以史资政、国家统一与大一统观之间的关联,揭示史学与王朝政治的联动关系;二是四部学视角,虽然中国古代学术存在着经史子集四部分类,但四部之间是相互包含、相互影响的,经子集在史学思想、历史编纂以及史料采撰等方面都对古代中国史学有着重要的影响,必须考察经子集与史之间的密切关系;三是多民族视角,古代中国的历史是多民族的历史,古代中国的史学是多民族的史学,古代中国的史学史也应该是多民族的史学史,构建“完整”的中国史学史是我们今后努力的方向;四是中西比较视角,主要从学术地位、编纂特点、记述范围、求真理念、功用认识和学科特点诸方面,具体考察古代中西史学存在的差异,进而揭示中国古代史学史的民族特点。     

论章开沅史学思想的特质

2021年5月辞世的著名史学家章开沅,是新中国培养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者的代表人物之一。其史观和史学思想值得总结。除却具体的历史研究及其学术贡献,章开沅史学思想中有四个独特的观念和特质：“别识心裁”的史识、“贯穴融铸”的通识、“学者人格”的史德和“因诗悟史”的史感。这四个方面的观念与特质,是章开沅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下,融合中外古今史学思想而形成的具有自身特色的史观,也是释读章开沅丰硕史学成果的钥匙。     

王庆成与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大转型

改革开放后,中国近代史研究发生了大转型,其根本原因虽是改革开放的时势使然,但亦不可忽视有一批率先与时俱进、锐意开拓创新的著名学者发挥重要倡导和推动作用,其中的重要一员就是王庆成。王庆成以其所在的重要职位、所具有的广博视野和学识,一方面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改进太平天国史研究、开创社会经济史研究,号召社会史研究;另一方面更是在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中提倡设立城市史、近代化等新领域的课题,并得到全国学界热烈而广泛的响应。由此,他不仅开拓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新视野、新领域,而且使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主题从先前的只有反帝反封建一个,改变为另有近代化与之并存的两个,在中国近代史研究大转型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监督法从酝酿到出台的历程考察

《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酝酿,到2006年8月27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二十三次会议通过,历经六届至十届全国人大,长达20年才最终诞生。由于这部法律政治性很强,涉及我国政治制度和国家体制,需要通过实践积累经验、统一认识,因此起草的难度较大。该法从酝酿到出台的历程,伴随着全社会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地位作用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也伴随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各方面制度不断健全的过程,体现了政治体制和政治发展道路的中国特色。     

英国流亡者与美国建国初期的党争

18世纪末,一批英国激进分子流亡到美国,在美国激烈的党派斗争和政治文化分歧中扮演了重要角色。1798年,在英国“反雅各宾主义”影响下,美国联邦党主导的政府制定了《惩治煽动叛乱法》,严厉打击反对政府的言论,防止共和党和“雅各宾派”颠覆政府。英国流亡者以英国政治为参照,抨击法令,谴责联邦党效仿英国体制,在美国建立贵族统治,剥夺公民自由权利。流亡者反对联邦党人的政治修辞广泛传播,形成强大公共意见,最终促使法令失效。流亡者的介入使美国建国初期的党派斗争与大西洋世界的政治变动息息相关,呈现鲜明的跨国性。     

《辽史·百官志》官职官署补——据《满洲金石志》

学界已从大量金石文献中找到了部分未载于《辽史·百官志》的官职材料,然尚多有遗漏.《满洲金石志》是第一部对东北金石文献进行整理、录文、考订的金石跋尾类著作,其中包含大量辽代官职与官署,今将《辽史》未记载之官职官署从该书中辑出,依《辽志》体例胪列,以补正史之阙.     

中国古代史学起源新论

学术界将远古神话与殷周史官和牍纳入史学的“童年说”、“草创说”、“萌芽说”。笔认为，商周及其以前的神话传说和字资料只能说是先人无意识地为后人留下了珍贵史料，殷周史官不可佩上史学工作的标签，其所录的“官书”也不能拔高到史的地位，只是到了西周晚期至迟在公元前841年，周室及各国史官已开始有意识地记录时事，编排国史。他们从最初那种单纯的宗教神官和“掌官书以赞治”的宝座上渐渐地转轨到后世意义的史官位置上，开始将眼光投向历史，为史而作书，中国古代的史学当于此时萌芽。公元前841年的共和纪年，应是史学孕足而娩的重要标志。     

英国制度创新及其世界意义--中国英国史研究会第八届年会学术综述

在“中国英国史研究会第八届会员代表大会暨学术研讨会”上,众多国内研究英国史的专家学者围绕“英国制度创新及其世界意义”主题展开了研讨,分别从英帝国与外交政策、英国政党与政治文化、社会与经济等方面提出了许多富有新意的观点,展示了中国英国史研究的最新水平。     

从流民法看都铎时期议会与王权的关系

都铎时期是英国从中世纪封建社会向近代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历史大变革时期。英国虽确立了君主专制制度,但国王在政策上仍需要议会的支持,议会亦需要王权的保护。这种“互助”的关系也反映在流民立法上。当英国出现严重的流民问题时,议会颁布的一系列法令法规中充分体现了国王的意志。因此,无论是“血腥立法”还是“社会福利”立法,其根本目的都是解决社会危机,避免发生动乱,稳固统治,在这一点上议会与国土的利益是一致的,国王与议会的关系是对立统一的。     

《艾登备忘录》与二战末期英国对藏政策

《艾登备忘录》是英国政府1943年制定的对藏政策。其内容延续了英国一贯主张的“宗主权”理论,并以“西藏自治”来要挟中国政府。古德使团依照此政策在拉萨鼓动西藏自治之后,英国外交部又决定反思其西藏政策,但遭到印度政府和印度事务部的反对。从总体来看,无论《艾登备忘录》的提出,还是英国对藏政策的波动,都是出于英国对华总政策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