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视野下的法国骚乱及其启示

2005年法国发生了一场因外来移民不幸触电身亡而引发的席卷全国甚至波及到邻国的骚乱。文章认为,这场骚乱并不是穆斯林移民与法国本土居民之间的种族冲突,而是外来移民文化与主流的法兰西文化间出现的隔阂,尤其是阿拉伯移民所带来的伊斯兰文化与法国政府奉行的以同化移民为主要目标的“共和模式”理念之间产生的矛盾及其后果的显现;只有明确在一个国家内部各种文化所拥有权利的合理限度以及多元文化政策的适用范围,并在此基础上通过主流文化与移民文化的相互调适、磨合,使非主流文化融合到主流文化中,才能消弭这种移民文化与移民所在国主流文化之间的隔阂,进而维持国家的统一认同与社会的和谐。     

成之凡：两度竞选法国总统的中国女人

1994年阳春三月,成都有名的青羊宫来了两个“洋道士”,他们在气势恢弘的唐王殿上虔诚地顶礼膜拜,然后轻歌曼舞。歌是道家的歌,悠悠扬扬,忽起忽落,余音绕梁;舞是道家的舞,忽开忽放,舒展自如,纯乎自然。当时在场的信众和宫内的办事人员都看呆了。一位德高望重的老道长惊叹道：“道教创自中     

海外麻将：筑起我们新的长城

日本野口恭郎曾五次到中国的宁波,因为他竖信日本麻雀是从这个港口城市漂洋过海传到日本。起码“麻雀”的日文发音与宁渡方言中麻将的发音一致,据野口考证麻将大概在1009年前后就进入日本了,最初在艺术家和有闲阶层中流行,后来逐步被社会各     

论近代法国民族主义理论的蜕变——从公民民族主义到族裔民族主义

西方学者通常把近代民族主义理论区分为公民民族主义和族裔民族主义,并把法国民族主义作为前者的典型。事实上,这种对近代法国民族主义理论的界定只适用于近代前期(1789—1870年),而在近代后期(1870—1914年),法国则经历了一个从公民民族主义向族裔民族主义过渡的理论蜕变过程。在这一蜕变过程中,“我”族裔与“非我”族裔的对立逐渐成为近代法国内政、外交的主题之一,最终导致法国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     

美、法瑶人的生存理念

美、法瑶人,即指生活在美国和法国的瑶人;所谓生存理念,就是人们对生命的理解,对生存意义的认识和对生活的执着追求。美、法瑶人源于中国,经过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辗转迁徙,他们成了美、法社会的一分子,虽然身居异域,但是在他们的生存理念中,仍然追寻着并希     

毛泽东在武汉大事记

8月16日毛泽东为开展赴法勤工俭学运动,组织准备留法的新民学会成员及湖南青年20余人赴北京,从长沙乘船抵达汉口。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到武汉。毛泽东一行人从汉口大智门车站乘火车北上。     

孙中山与粤皖奉三角联盟辨析

粤皖奉三方之所以能够建立三角联盟,孙中山的日本背景是重要因素;而孙中山在进行联皖、联奉的同时,又不断进行联直活动;孙中山联合军阀打军阀,搞三角联盟,有成功的地方,亦有失败的记载：孙中山通过联合军阀来打军阀。负面影响很大,此乃时代局限的产物。     

1918-1921年英国对待关余问题的态度

1918-1921年英国对关余问题的态度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18年9月广州军政府打算武力夺取广州海关至1920年11月孙中山在广州重掌政权。英国的态度是：赞成按一定比例向滇、桂军阀控制的广州军政府拨付关余,但反对军政府武力攫取海关的企图;广州军政府分裂后,将关余交由总税务司掌管,反对将关余分别交给广州军政府中的不同派别;不支持北京政府独享关余;反对北京政府撇开列强,控制关余的企图;军政府分裂后,赞成支付属于北京政府的关余;反对由徐世昌提出、得到美国赞成的用属于广州军政府的关余收买南方舰队的计划。第二阶段,从1920年11月孙中山在广州重掌政权到1921年4月列强强行解决关余问题未能成功。英国的态度是：执行敌视孙中山的政策,仍不同意向广州政府拨付关余,对孙中山夺取海关的计划进行武力威胁;不直接与广州政府打交道,以免造成对其承认的印象;准备抛弃孙中山解决关余问题;支持北京政府得到所有关余;后来态度有所变化,赞成关余用于治理西江;最终欲在损害广州政府利益基础上强行解决关余问题,但未能成功。     

关于正确理解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几个问题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理论创新的一个重要成果,标志着我们党的执政理念有了新的升华。科学发展观是在坚持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同志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基础上,从新的实际出发．适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总结国内外发展的经验教训,着眼于把握规律、开拓发展思路、破解发展难题而提出来的．是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观。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有着丰富的内涵。当前,落实科学发展观．应从进一步转变发展观念、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经济体制、转变政府职能、转变干部工作作风做起。     

1715年至20世纪初俄国驻北京传教士团研究

在中俄两国关系史上 ,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 (我国史籍中亦称俄罗斯馆 )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确切地说 ,要研究中俄关系史 ,就离不开考察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问题。自 1 71 5年开始的 2 0 0多年里 ,俄国向中国一共派遣了 2 0届东正教传教士团。由于东正教的特殊性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