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蒋臣建议行钞始末

明代原来流通纸币大明宝钞,发行后很快就贬值。明中叶以后白银成为主要货币,纸币的流通范围越来越狭小,至明末只是象征性地存在。天启时给事中惠世扬曾奏请行钞,崇祯八年（1635）给事中何楷再次提出,都未被采纳。到崇祯末年,又有蒋臣以此为敲门砖,因而演出了一场闹剧。     

朱元璋修建明祖陵

洪武元年（1368）正月初四,朱元璋在应天（今南京）称帝,当上大明开国皇帝。据《明实录·太祖实录》卷二九记载,即位前,朱元璋先命礼部书高祖、曾祖、祖考、先考四代皇祖考妣神主,并先期设祭坛。礼毕,朱元璋率世子暨诸子,奉神主诣太庙,追尊四代祖考妣为皇帝、皇后,奉上玉宝、玉册,册曰：“孝玄孙嗣皇帝元璋稽首、顿首、上言尊敬先世人之至情,祖父有天下,传之于子孙,子孙有天下,追尊于祖考,此古今之通义也。元璋遇天下兵起,躬擐甲胄,调度师旅,戡定四方,以安人民。土地日广,皆祖宗深仁厚德所致也。诸臣庶推尊元璋为皇帝,先氏考妣未有称号,谨上皇高祖考尊号曰玄皇帝,庙号德祖,皇高祖妣曰玄皇后;皇曾主考尊号曰恒皇帝,庙号懿祖,皇曾尊妣曰恒皇后;皇祖考尊号曰裕皇帝,庙号熙祖,皇祖妣王氏曰裕皇后;皇考尊号曰淳皇帝,庙号仁祖,皇妣陈氏曰淳皇后。伏惟神明在上,鉴此孝思”。追封后亦按规定仪式进行祭奠。[第一段]     

“噶孜”画派——唐卡中的奇葩

在藏区流传着一种传统绘画艺术,叫“唐卡”。唐卡在历史的发展中逐步形成三大派系,分别为“门孜”、“钦孜”、“噶孜”。位于四川西部康巴藏区的寺庙僧人,在继承传统唐卡绘画基础上,发展了“噶孜”派唐卡艺术,他们兼容并蓄,不断探索和实践,为“噶孜”画派的发扬光大做出了巨大贡献。本文介绍了“噶孜”画派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具体介绍了郎卡杰大师的作品及艺术特点。     

青花仿明八宝双耳宝月瓶

清,乾隆。高34.5厘米,口径5.8厘米,足径8.5×12.5厘米瓶直口,短颈,溜肩,颈肩相交饰对称绶带耳,扁圆腹,腹中心凸起呈球状,椭圆形圈足。通体以青花为色,口部绘变形莲瓣一周,莲瓣内绘八吉祥纹饰,腹两侧各绘缠枝花四朵,足墙绘缠枝灵芝纹,足内青花书"大清乾隆年制"六字篆书款。     

晚明景德镇民间青花瓷蟹纹解析

景德镇青花瓷艺术发展至晚明(嘉靖至崇祯末年),出现了民窑大发展的全新局面,特别是晚明后期的天启、崇祯时期,官窑生产基本停顿,民窑进入更加自由的发展阶段。此时期青花瓷上的蟹纹装饰突然     

日本近现代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

本文结合我国日本文学研究实际,认为应该克服一些"自明"之见,与时俱进,提高这一领域研究水平,这对促进中日文化交流,加深两国人民的互相理解很有现实意义.构建和谐世界,中日关系是至关重要的.     

试论塞瑟尔的"新君主制"学说

在文艺复兴时期的西欧,法国的宫廷大臣、著名的政治思想家克劳德·得·塞瑟尔根据现实社会的变动,提出了系统的"新君主制"学说.在肯定君主制的价值时,他鼓吹"王权神授",但却着重于从人性的角度来强调君主制的优越性.在对"明君政治"的憧憬中,他界定了一些君主应当遵循的政治行为规范,特别强调君主实施仁政,建立各等级之间的"和谐"秩序,并提出了等级变动的合理性.同时,塞瑟尔主张君主让各等级代表参政议政,建立"君主咨政会议制".他还提出"有限君权"的主张,力图以教会、"正义"与国家法令来遏止君主的暴政.此外,他还要求君主灵活地进行外交,积极进行殖民扩张.塞氏的政治学说充满着"过渡时期"社会所赋予的复杂性与矛盾性,但受时代变迁的感召与人文主义的熏陶,他突破传统的藩篱,提出了适应民族国家发展与新兴资产阶级成长之需要的"新君主制"学说.他的政治理想,反映了西方政治思想从中世纪向近代转型的历史趋势.     

评近年来关于知识分子研究的几本史著

学术界近年来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研究呈现三大特点：一,“体验中的理解”,利用研究主客体在血脉、情感上的亲密关系,勉力进入先辈生存的精神家园,以理解他们的所思所言所行;二,“建构中的阐释”,力求在某种独特、精致的理论建构中提出假设,表达观点完成叙述;三,“批判中的反思”,通过广义上的学术批判,对古往今来的士之论士、儒之论儒、知识分子之论知识分子的成果进行反思。此外知识分子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也值得引起关注。     

铜川阿来金、明墓葬发掘简报

2010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与铜川市考古研究所对铜川耀州区阿来村的金代和明代墓葬进行了发掘,为研究渭北地区的葬俗葬制及地理沿革,提供了新的资料。     

防范第二个张居正的出现:万历朝的政治特点 ——"明亡于万历"新解

理性认识万历政治的特点,是理解晚明的锁钥。而要认清万历朝的政治特点,首要的问题是能否客观地审视张居正。人们简单地将张居正担任首辅的万历前十年与其后的万历政治截然分开的做法,是不可能认清张居正的历史影响的。人们在颂扬张居正之功时,还必须客观地看到其对万历政治的负面影响。其中严防第二个张居正式人物的出现,是最显著的教训。而在张居正死后,神宗自觉或不自觉地延续着张居正的这一做法,并予以公开化和扩大化,在持续的反张运动中切实做到了杜绝第二个张居正的出现,但明朝因此付出了极大的政治代价,书写了其独有的亡国模式。只有以这种视角来观察万历的政治特点和演变路径,才能真正理解"明亡于万历"的深刻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