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家总动员

有W 说,旅行是—种修炼。我们从没有想到有一种方式,可以拖家带口让全家人集体修炼。似乎每—个人都有类似的经历：全家出游,有人要操心,有人要抱怨,有人会舟车劳顿疲惫不堪但是,这一欠,我们选择了4类最适合你和全家去度假的酒店;还有4位让你们的旅行最为省心的明星人物：或者在旅行之后,倒门会成为很好的朋友。这样的度假之后,每一个人都更能知道家和假的关系,其实很简单。     

省方志委部署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

10月9日．省方志委召开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动员大会。委党组书记、主任张剑珍作动员讲话和工作部署．省委第十三指导检查组组长林述舜等全体成员莅会指导．省方志委副主任江荣全主持会议。     

试析抗战时期国民党民众动员能力不足的主耍原因

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充分调动民众的抗日积极性,国民党制定并实施了民众动员政策.但是由于其阶级局限性,经济上实行统制政策,政治上坚持个人独裁和国民党一党专政,文化上禁锢抗日言论、摧残进步文化,且不断制造国共摩擦,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及其史治的腐败等原因,造成其民众动员能力严重不足,致使国民政府形成了单纯依靠政府和军队的片面抗战路线.     

近代早期的国际竞争与财政动员:关于西荷与英法的比较研究

在16—18世纪西方各国的竞争中,财政动员能力对竞争的走势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财政动员主要包括税收和公债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考察尼德兰革命期间的联省共和国和西班牙、18世纪的英国和法国的财政史可以发现,各国的政治—社会结构对财政动员的效率产生了不同的影响,这体现在税收体制的合理性和公债信用之上,而公债信用之优劣也直接反映在公债利率上。相比而言,英国与联省共和国的政治制度使其税收更具合法性基础并提升了其公债信用,从而能够更好地动员民间财政资源;西班牙和法国王权受制于其政治—社会结构,在国际竞争中受其低效的财政动员的拖累。     

回忆先父章乃器的从政理念和从政经历

章乃器,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抗战初期到达抗日前线的安徽,先任安徽省民众动员委员会秘书,受动委会主任李宗仁委托主持会务,在动委会中大量安排爱国民主人士和中共党员,坚持团结抗战,发表著名文章《反不平凡论》,驳斥国民党顽固派反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论调;后在安徽省财政厅长任上,动员一切财力,支持抗战,并调配一批中共党员和进步知识青年到财政系统工作,同时力争李宗仁同意,按月补助新四军3万元军费,“这在当时,章乃器是帮了我党、我军的大忙,是党难得的朋友。”（张劲夫语）     

圣诞美食总动员

美食是每个节日的主角,圣诞更是如此。每年的12月,我们都有了一个狂欢的理由,圣诞饰品卖疯了,礼物挑花眼,祝福短信收爆机……平安夜的大餐也绝对马虎不得!当圣诞遭遇美食,当鲜艳欲滴、美滋美昧的年度盛宴呼之欲出时,人们最关心的话题便是：圣诞节,我们吃什么？     

红枪会与近代乡村自卫(1912-1937)——以鲁东地区为中心

民国时期尤其是军阀政治时期,军阀政权对乡村进行掠夺性剥夺,加之兵匪纵横,使整个社会由于缺乏现代动员方式,导致现代国家的基层防卫体系在乡村地区极为薄弱。在此背景下,以红枪会为代表的民间秘密结社组织,在民国时期尤其是在军阀政治时期席卷了整个华北地区,一时成为当时农民反抗军阀、抵御土匪的一个重要手段。在此过程中,宗教仪式与神秘性成为红枪会社会动员的一种有力工具与主要特征,而自卫与动乱则是红枪会在这一时期带给乡村社会的两面。     

汕头市澄海区召开第二届新方志编修工作动员大会

3月24日，汕头市澄海区召开第二届新方志编修工作动员大会。区委副书记李伟佳、区委常委黄一桦、副区长陈德生出席会议，全区各镇(街道)、区直各单位和上级驻区有关单位分管领导约140人参加会议。     

全民动员:南京市解放初期的卫生防疫

南京市解放初期,全面贯彻中央制定的"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三大卫生工作方针,并根据中央卫生部及华东军政委员会卫生部的指示,稳步推进城市卫生防疫体制机制建设,增强了南京市的卫生防疫力量.在卫生防疫机制运行中,南京市全面贯彻全民动员、全民防疫的理念,广泛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充分调动社会资源,切实提高城市的卫生防疫能力,在疫病防控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卫生环境与城市面貌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南京市解放初期的卫生防疫实践充分证明,全民动员是人类战胜疫病的重要武器,也是疫情防控的有效路径.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灭蝗动员——以抗战前的江苏省为例

社会动员是政党执政能力的重要体现,又是灾害救治的必要手段。抗战前,作为国民党统治核心地区的江苏省发生了严重的蝗灾。为了动员民众扑灭蝗灾,江苏省进行了组织动员、宣传动员、奖励动员和情感动员,建立了一个多维立体式的社会动员网络,有利于发动广大民众参加捕蝗行动,增强其捕蝗意识,此对治理蝗灾起到了积极作用。不过,由于灭蝗过程中缺乏有效的区域协作机制,动员对象又更多依赖行政力量与乡村精英,动员模式存在强制性和脆弱性,故其治理成效相当有限。考察抗战前江苏省的灭蝗动员,有助于理解国民党政权的救灾模式及其社会动员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