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新闻党性原则的时代特色

本文就新时期如何全面准确理解新闻党性原则,牢牢把握和坚持新闻党性原则的时代要求,科学处理新闻党性与人民性的关系、党性原则与尊重规律的关系、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以及主旋律与多样化的关系进行了论述,阐明了只有把握新闻党性原则的时代特色,才能不断开创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新局面。     

新闻宣传要为“四个发展”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

中共青海省委十一届六次全体会议提出的跨越发展、绿色发展、和谐发展和统筹发展是具有青海特点的科学发展模式。新闻宣传在实现四个发展中担负着重要责任。文章通过新闻宣传与“四个发展”关系的论述,阐明新闻媒体及其工作者要准确把握和理解“四个发展”的深刻内涵、基本特征和内在联系,把四个发展的要求贯穿到宣传报道之中,在建设富裕文明、和谐的新青海中做好舆论引导,为推动“四个发展”发挥应有的作用。     

纳粹德国是怎样控制舆论的

“灌输纳粹党学说比生产重要” 纳粹上台之初,德国的收音机普及率不高,一时间也没法让家家户户都很快拥有一台收音机。     

光绪朝前十年间言官披露的吏治问题

晚清吏治腐败。1875至1884年的10年间,曾出现过一个言官清议的高潮。当时言官奏折中披露的吏治问题,主要涉及捐纳、保举、科举、冗员、书吏、讼案、属员、调员、弄权等。捐纳、保举、科举都关系到官的任用,冗员也是这三者带来的一个官场病。书吏、讼案反映出吏的违法行为。属员、调员、弄权反映出官的腐败劣迹。     

日伪时期南京的作家与文学创作

在日伪统治南京的近八年期间,日伪当局在舆论宣传与思想奴化的工作中,十分重视对各种文化工具与文化市场的控制与利用：一方面严格防范、禁止与镇压反日爱国文化的宣传;另一方面又通过各种方式,极力倡导和培植亲日、崇日、媚日的殖民汉奸文化。在各种文化形式中,那些被日方称做“文学者”的作家、诗人创作的小说、散文、诗歌等文学作品,因传播迅速、渗透面广,     

论党报在新闻宣传中的引领作用

传统媒体报纸、广播、电视是党的宣传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是党和政府的“喉舌”。如今,我们新闻工作面临新的挑战,即来自信息社会的挑战,信息社会崛起了大众传播。因此,作为传统媒体的党报必须清醒地认识所处的竞争环境,在新兴媒体迅猛发展的形势下,要不断加强舆论引导能力建设,切实担负起传统媒体舆论引导的神圣使命,彰显党报主流媒体舆论强势。     

《麦诺森法案》的出台与《排华法案》的终结——对1943年《纽约时报》所载《排华法案》存废之争的解读

美国国会于1882年签署通过的《排华法案》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完全意义上以种族为限制依据的移民法案。二战期间,中美成为反法西斯同盟国,在战争进入全面转折阶段之后,1943年《麦诺森法案》出台,《排华法案》终结。这一进程的背后是各方利益集团之间的斗争与妥协。本文通过解读美国《纽约时报》1943年所载有关存废之争的报道,试图从另一个视角来审视《排华法案》为何在二战期间被终结。     

于丹被嘘

‘双面于丹’因不同的舆论场而得,这几乎成为中国当下的写照。官方和庙堂所认可的典型与样板人物,有很多都被民间和草根在戏谑中解构     

论清末舆论放大现象的成因

清末舆论放大现象最为集中的体现是报刊发行量的飞速扩张;之二是舆论界自身定位为监督政府,并形成了强大的公共领域;之三是受众由以官吏为主转向以社会公众为主;之四是社会各阶层更加注重报刊舆论。至于舆论放大的成因,一是新闻界推行的白话运动,二是政府的引导与推动,三是政府与民间合力促成的讲报、阅报机构,综合催发清末的舆论放大效应。清朝政府对之未予正视,结果致使局势一发而不可收拾,王朝统治也随之荡然无存。     

日韩合并与清末宪政改革

日韩合并是近代东亚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中国朝野反应强烈。中国人民在同情韩国的灭亡与谴责日本殖民侵略行径的同时,更多的是进行自身的反省以及对中国内政改革的诉求。无论是立宪派,还是清政府官员,乃至于一般民间舆论,大都注目于立宪。由于日韩合并加重了中国民族危机,在各种宪政势力的压力之下,清廷也被迫调整了宪政改革的策略,缩短了预备立宪的期限,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宪政改革的进程,但并没有取得挽救清王朝命运的实在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