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顷堂书目》史部人名刊误六则

清黄虞稷撰《千顷堂书目》著录明代书籍最富,也颇为后来学者所重视,屡经校正整理面世。然仍有挂漏讹误未及检出者。本文对书中史部人名之误,参考其它相关文献,比照勘核,订正六则。     

李佳白与尚贤堂--清末民初在华传教士活动个案研究

美国传教士李佳白早期在山东传教,维新时期创办针对上层社会传教的机构“尚贤堂”。从晚清至民国初年,李佳白通过尚贤堂联络中外人士、举办文化活动、宣传和平主张和实行各教联合,曾受到广泛关注。尚贤堂的创立和发展与中国社会的变迁密切相关,反映了20世纪初,在中国社会转型的背景下,在华传教士活动的新变化、新特点以及传教士的活动逐渐淡出中国历史舞台的过程。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世德堂琐记

泰宁世德堂颇有名气,这是因为它那久远的历史。世德堂建于明初距今已有五百多年,比泰宁尚书第早建一百多年。     

石涛的大涤堂

石涛寓所大涤堂,与天宁寺咫尺相邻,小路杂树,粉墙青瓦,寻常巷陌中的寻常人家,绽放出永不衰败的艺木之花。     

响堂山石窟北朝刻经试论

开凿于东魏、北齐时期的响堂山石窟是我国最早开始大面积摩崖刻经的石窟寺。本文在掌握大量实地考察资料的基础上,较全面地介绍了南、北响堂寺刻经的分布概况及刻经内容,结合有关碑记、佛教经典和历史文献,对刻经的背景、年代及传播作了分析考证,并从书法艺术的角度论述了响堂山刻经的成就及其价值。     

宗赞护法神和工堂女神相会的故事

拉萨河的南岸坐落在崩巴日山西侧脚下的次角林村的次角林寺钟,供奉着一个金色的护法神,叫宗赞。 他原来最早是住在拉萨的大昭寺,是释迦牟尼觉卧佛的守护大神。也不知什么时候,在漫长孤独寂寞的寺院生活里,宗赞偷偷地爱上了女神班丹拉姆的女儿白巴东赞。权高位重的班丹拉姆知道此事后,非常生气地把这位勾引女儿的守护大神赶出神圣的大昭寺神殿,流放到拉萨河对面的次角林山村里。 一天,八世达赖强白嘉措在布达拉宮顶上,看到拉萨河对岸村庄里风吹雨淋却无处藏身的可怜的总赞大神,非常同情他的遭遇。于是,派人在拉萨河对岸修建了次角林寺,并封宗赞为次角林村的     

论“敦煌学”一词的词源

自从20世纪4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普遍认为“敦煌学”一词是陈寅恪于1930年在为陈垣《敦煌劫余录》写的序言中首创的,该序中5次出现“敦煌学”一词。本文则认为,“敦煌学”一词应该是日本人首创的。日本敦煌学家石滨纯太郎于1925年在大阪出版发行的《敦煌石室的遗书(怀德堂夏期讲演)》中,15次使用了“敦煌学”一词,并且对国际敦煌学的起源、发展、研究范围、问题、广义敦煌学和狭义敦煌学的区分等做了全面而系统的阐述。本文认为,“敦煌学”一词是明治末年、大正年间日本敦煌学蓬勃发展的产物,是在日本出现“敦煌派”、“敦煌家”、“敦煌党”等一系列词汇的基础上产生的。本文强调,陈寅恪虽然不是世界上第一个使用“敦煌学”一词的人,但应该是在中国第一个使用“敦煌学”一词的人,或者说是第一个将“敦煌学”一词引入中国的人。     

故宫浴德堂浴室建筑文化源头考察——海外考古调查札记(六)

故宫武英殿浴德堂浴室建筑的始建年代和用途一直是学术界争议的焦点,但是相关的讨论多止于该建筑本身及其后部的烧水房、输水管等,而没能关注到在浴德堂浴室正下方的大型铸铁地面导热层,以及导热层下火灶及火炕道.本文立足于该建筑的建材、结构及其独特风格,根据浴室内壁使用的白瓷砖,浴室内部构件显示的从内部关插门闩的装置,烧水的灶、锅和输送热水导管,以及大型铸铁导热层和其下的火炕道,肯定该建筑的始建时代为元代,原始功用为浴室.作者同时对比了古代罗马浴室建筑,以及新疆发现的高昌回鹘王国时期的罗马风格的浴室资料,论证其建筑技术及所代表的浴室文化是在元代由高昌回鹘东传内地的,在明清江南一带浴室及城市文化中产生了深远影响.     

新见元代名臣张养浩碑考释

元代名臣张养浩碑系新出土文献资料,碑文《遂闲堂记》可对《全元文》录文进行校勘。该碑充分展示了元朝书法名家李泂楷、草书艺术的高超绝妙水平,堪称不可多得的书苑珍品。张养浩碑为今人呈现了一件进一步认知张氏其人及李泂书法风貌的宝贵实物资料,具有非常重要的史料和艺术欣赏价值。     

中和堂的兴起、发展及其与兴中会、同盟会的关系

论文根据已获得的相关文献、档案,对兼具革命团体性质的秘密会党中和堂的兴起、发展及其与兴中会、同盟会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和阐述。认为中和堂是革命推进的直接产物,随着革命形势的不断发展,它与兴中会、同盟会的关系或疏或密,其在革命中所发挥的作用也有所不同。香港中和堂（1897—1899）致力于联络秘密会党,重组革命力量;横滨中和堂（1898--1901）在特定时期内实际成为当地革命派活动的重要力量;新马中和堂的早期（1901--1906）努力,为当地革命运动和革命势力奠定了必要的基础。新马中和堂最终与同盟会分道扬镳,主要原因在于其散漫组织不适应革命斗争的需要。革命派联络中和堂的方式与致公堂有着明显不同,对此笔者也略作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