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章门弟子与"民俗学运动"的兴起

章门弟子是一个曾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风云一时、举足轻重的学术文化群体。它的阵容十分庞大,然而就其中坚主体而言,无疑是章太炎始终念念不忘的早期弟子。他们不仅著述宏富、造诣精深,而且均先后执教于国内各知名大学,有些人还长期执掌某一研究机构或文化团体。缘此,他们能有机会充分阐扬学术观点与文化主张,并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反响,从而有力推动了中国现代学术转型。这其中,“民俗学运动”的兴起便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本文即拟就此展开详论。     

《日本人反战士兵与日中战争——与重庆国民政府地区俘虏收容所相关的情况》

[日]菊池一隆,林琦、陈杰中译,朱家骏主编、校译的《日本人反战士兵与日中战争——与重庆国民政府地区俘虏收容所相关的情况》,香港光大出版社有限公司2006年2月出版,339千字。该书通过对亲身经历了中日战争的日本人反战士兵及反战运动领导人鹿地亘的访谈和调查,论证、分析了抗日战争时期重庆国民政府的反战俘虏政策、鹿地亘与日本士兵的反战运动,国民政府对俘虏的管理法令及日本人俘虏收容所中的反战运动等。     

我参加的1946年“反苏”游行

1946年2月22日,在重庆,继之在其他一些城市,发生了一次爱国青年学生反对苏联侵犯中国主权的游行示威活动。是非曲直,本来是清清楚楚的。可是,几十年间,参加过这次行动的人们却为此背着一个“政治历史问题”的包袱,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为此挨整,至少是被弄得不清不白、至今,在青年运动的历史记述中,对这一件事情还没有一个明白的说法,正式的史书,有的仍然沿用以往的负面论断,有的则撇开不提,说是“回避”了。     

中国少数民族的抗日斗争

在中国人民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伟大战争中,具有反侵略斗争光荣传统的各民族人民众志成城、前仆后继,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抗日救国大业建立了不朽的历史丰碑。     

从陈独秀张闻天到胡耀邦

2005年11月20日,是胡耀邦诞辰90周年。在纪念这位伟人的时候,总会联想到陈独秀和张闻天两任党的前总书记。虽然他们的情况各不相同,但在一个重要问题上三人却有共同点或相似处。这就是他们在位期间都继承五四运动传统,发扬科学民主精神,在党的政治生活中创造了一个生动活泼或较为宽松的局面,把中国历史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只是可惜五四传统过去在党内很难取得长久统治地位,即使一时得势,也会遇到强大压力,不久就被断送掉了。而坚持这一传统的领导人也多是好景不长．没能得到善终。     

“大跃进”中的亳县人大、人委、政协

1958年春夏之交,安徽省亳县反右派运动进入处理和深挖阶段,党委书记一人说了算的形势已经形成。随着“大跃进”运动的深入发展和三年困难时期到来,民主与法制遭到严重破坏,县人大、县人委（政府）和县政协遭到严重冲击。当时我在县人委任办公室副主任,亲身经历了这场遭遇。现在时间已过近半个世纪,为使人们知道这些快要湮没的历史,特作一简短的回顾。     

台湾抗日志士蒋渭水

蒋渭水（1891-1931年）,台湾宜兰人,祖籍福建漳州府龙溪县,先后创立了台湾文化协会、台湾民众党和台湾工友联盟等抗日组织,领导台湾非武装抗日民族运动,是日据时期台湾抗日政治运动中最重要的领袖之一,被称为台湾孙中山及台湾民主运动之父。蒋渭水是孙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笃信三民主义,追慕祖国的民族革命运动。他逝世后,台湾史学家连雅堂这样评价他：“中山主义谁能继,北望神州一凄神”。     

新中国"镇压反革命"运动研究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战争尚未完全结束,土地改革正在渐次开展起来,经济恢复工作一切百废待兴,尽管各地反抗事件频发,毛泽东却反对“四面出击”,没有响应党内实施大规模镇压的要求。不过数月之后,因朝鲜战败,中国被迫出兵抗美之际,毛泽东又抓住对外战争的机会,毫不犹豫地大举发动了“镇压反革命”运动,力图乘举国对外之际,一举清除社会上的反革命分子。这场以巩固城市政权为中心任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轰轰烈烈,极大地震慑了社会各种敌对势力,提高了新政权的威望。     

“整理国故运动”兴盛原因探究

20世纪20～30年代,“整理国故运动”曾经在民国学术界风行一时。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缘于新史料的不断发现和新方法的逐步运用;另一方面,当时学者们普遍抱有的“与外人争胜”的心态,也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整理国故运动”的长期兴盛。     

陶行知与南京平民教育运动

3月14日,温家宝总理答中外记者问时强调需要“平民教育”。他说：“我特别想强调一下平民教育问题,因为世界上绝大多数人都是平民,平民素质关系到一个国家的整体素质。”现代的人们对“平民教育”感到陌生。1903年首先由蔡元培提出“平民教育”,实行很艰难。1923～1926年,南京的“平民教育运动”搞得热热闹闹、轰轰烈烈,领导者便是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和“南京平民教育总司令”王伯秋。可惜的是南京方志皆无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