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环县志》价值刍议

高观鲤纂修的乾隆《环县志》,成书于乾隆十九年(1754),开启了环县方志文化传统。志书体例精当,刻印精雅,编纂所用基础资料来源明确,内容详实;志中系统记载了环县的历史沿革及建置变化情形,尤其详尽记录了明清两朝环县社会经济和风土民情,为后世保留下了珍贵的原始资料,对环县历史文化、社会发展、旅游开发溯源等研究有着重要文献参考价值。     

《金史·地理志》抉原

《金史·地理志》的编纂并无国史旧文可资参考,元初由王鹗奠定规模,至元末修史终有所成。志文大致以辽、宋旧疆为界,材料来源犁然可分。具体来说,契丹地面以陈大任《辽史·地理志》为底本略加删削,北宋旧境则依据政和重修《九域志》确立规模,又参核宋朝国史略作补苴。其本朝建制沿革则杂抄《大定职方志》《正隆郡志》一类文献而成。     

新中国公安志编纂研究

公安志是专门记述公安(警察)历史与现状的专业志,系统、完整地记载我国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公安(警察)工作及其发展的历程,总结各个历史时期的经验教训和发现公安(警察)事业发展的客观规律,在弘扬人民公安优良传统、传承公安文化、资政育警、历史借鉴、史料收藏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同时,我国公安志编纂事业的不断壮大、发展,大大充实地方志的内涵,为地方志的编撰提供更加全面、丰富的素材。     

关于《安徽扶贫志》名称和断限的思考

组织编纂出版《安徽扶贫志》,全面、客观、系统地记述安徽省脱贫攻坚工作历程,深刻总结脱贫攻坚经验,全面展示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将扶贫伟业载入史册,是党委、政府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也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但是,全国已经出版和正在编纂的扶贫类志书的名称和断限差异较大,尤其现在中国扶贫志编纂工程和中国全面小康志编纂工程已经正式启动,厘清扶贫类志书的名称和断限迫在眉睫。本文认为,扶贫志重点记述改革开放以来的扶贫历程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的脱贫攻坚战,其名称和断限要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名称要与当地实际情况和全书记述内容相贴合,名实相符,上限依据各地实际情况具体操作,下限据所记内容断至脱贫实现之时。如为创修,则不标断限。     

《明史·职官志》“湖广承天府守备”辨误

《明史·职官志》关于湖广承天府守备的介绍仅有22字,但其可商榷之处甚多。除了中华书局点校本的标点错误外,其文字上也有明显的讹误。从名称上看,“湖广承天府守备”这一名称还有以后出之地名冠以先有之官职的缺憾。从内容上看,《明史·职官志》更有以偏概全之嫌疑。由此可见,《明史·职官志》的编纂者们对明代宦官史料的收集与考证相对缺乏。     

明清《安庆府志》中两晋南朝安庆地区太守考补

两晋南朝时期,安庆地区设庐江郡和晋熙郡进行管辖,南陈时还短暂设置过大雷郡和枞阳郡。明清时期五种《安庆府志》所记两晋南朝安庆地区郡守职任,较为系统完整地展现了这一时期安庆地区的郡守职官的面貌,但其中仍多讹误和疏漏。通过考证,还原彼时庐江郡和晋熙郡太守的人员,进一步确定其任职的时间,对于考辨相关史实,挖掘和利用地方历史文化资源,具有重要意义。     

资政视阈下回疆方志与清代新疆治理研究——以《新疆回部志》和《新疆回部纪略》为例

中国古代的方志编纂理念中,“资政”往往居于首位.《新疆回部志》和《新疆回部纪略》作为清代的两部回部志书,以经世致用、彰显功德教化以及严谨务实的撰写理念,不仅保存了清代大量珍贵的回部文献资料,凸显了方志重要的社会价值和文献价值,而且为志书撰写确立了很好的典范.     

谈志书以事系人

人类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史进程中的主体.各项事业的发展变化,都是人们活动的结果,离开具体的人和活动,就不可能有事业的发展变化.志书要重视以事系人的使用,扩大人物入志层面,把人物活动的突出事迹与篇章节目所记事物有机结合起来,使之有血有肉,生动形象,打破各专志"见物不见人"的呆板枯燥局面,增强志书的可读性和感染力,提高志...     

“诗无隐志”，“其犹重门”——“上博竹书”印象

对“上博竹书”的研究,无疑已成为当前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课题。我们便随处可见专家学者们对这部竹书的品头论足与考订释读。然而,从总体上看,人们对它的基本认识和看法却并不一致。仅就这部“竹书”的主体内容而言,有人称它是“《孔子诗论》”;还有人称之为“古《诗序》”,进而认为,所谓“《孔子诗论》”的说法并不妥当。于是,争论日起,尚未止息。本文认为,这种有关称谓的争辩是无畏的,因为比此更必要也更重要的是从根本上搞清楚孔子这部“竹书”所要表达的思想和道理。本文以所谓“诗言志”与“诗无隐志”为切入点和突破口,经过研究认为,这个思想和道理就在于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的“中庸之道”。     

浙江乡镇村志编修的历程、特点与价值述论(1949-2018)

浙江乡镇村志的编修历史悠久、数量众多、延续性强,而且质量上乘、价值可观,历来居于全国前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党委、政府、方志部门、学者及乡民等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下,浙江乡镇村志书的编修得到进一步发展,数量与体量蔚为大观,总体质量颇佳,在编修出版、体例内容等方面呈现出鲜明的特点,并展现出丰富的文献价值、社会价值和文本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