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乎?卫乎?——琉璃阁大墓的国属

对于琉璃阁大墓的时代、国属与墓主身份,学术界存在分歧,本文在详细把握琉璃阁大墓基本特征的基础上,通过对吴越式青铜剑、带钩和青铜鎛在中原地区大墓中出现与存在的规律,推断琉璃阁大墓时代主要应属春秋晚期.进而依文献记载,认为在春秋晚期辉县一带属晋之范氏,而不属卫.由墓葬规模与方向,随葬品的丰富程度,以及车马坑的具体状况等,比照其他已知高级贵族墓的相关情况,确定琉璃阁大墓墓主,至少有两位是晋卿范子.     

焦作七层连阁彩绘陶仓楼的年代问题

焦作白庄 6号墓七层连阁彩绘陶仓楼是不可多得的汉代建筑明器。本文从墓葬的形制、营造方式及随葬品等方面进行比较研究 ,推测陶仓楼的年代在东汉早、中期之间。     

展限、住催和倚阁——宋代赋税缓征析论

展限、住催和倚阁各有特点,均适用于对限期内难以完成的应征赋税的处理,构成了宋代详备的赋税缓征体系,有利于缓解税户的输纳压力。但由于赋税缓征标准不够明确、缓征时间滞后以及赋税缓征与地方利益存在矛盾,宋代缓征制度的实施受到了影响,对同时代其他政权及后世的影响也很有限。     

“名实分离”：雍正帝对大学士选任制度的改革——兼谈阁权的“变异”

雍正帝在大学士选任制度上进行了一系列新尝试。其举措出现了外任大学士、协办大学士、额外大学士等多种形式,他一方面通过提高大学士品级巩固大学士文臣首领的地位;另一方面,也通过"名实分离"的方式虚化和拆解阁权,使原本单一的"阁权"发生变异。     

巴中奎星阁

巴中地处巴山,历史悠久,经济、文化发达,早在新石器时代,这块土地上就有先民活动的足迹,巴中月亮湾出土的石斧、石凿及泥质陶细绳纹器物陶片就是可靠的实物证据;在汉代巴中也是先民们的主要活动阵地,从发现的汉代崖墓及砖墓中出土的汉代车马纹等几何纹画像砖是强有力的佐证材料。     

关于北京城的风水与环境

本文以一位社会人类学家的眼光对北京城的都市风水与环境评价过程作了研究。指出,北京城虽然是按照《周礼·考工记》而设计建造的中国都城的典范,但透过"八臂毗沙门天城"的神话的表象,可窥视北京城的规划强调的是与周围环境相适应的准则。通过风水思想与神话,我们深知都市建设中环境意识的重要。     

夏鲁寺嘎加羌殿的营建历史、图像配置与空间意蕴

位于夏鲁寺一层回廊西北角的密闭佛殿嘎加羌（bka’ rgya byang）,因其中保存的精美四臂观音画像而举世闻名。当今学界对此殿壁画的关注多是风格层面的讨论,并未触及壁画背后的绘制年代、图像功能及建筑意义等基本问题。本文先从嘎加羌内室南北壁祖师传承序列入手,分析杰冈巴观音三尊（sgang pa lugs）与秘密成就马头明王（rta mgrin gsang sgrub bsgrub pa）的传承情况,考述该殿图像的配置逻辑,再结合旬努竹、多杰贝桑等人物的文献史料,探析殿内壁画的绘制意图及年代,最后,作者依据寺院建筑格局的发展轨迹,明确此密闭殿堂内的图像之于夏鲁寺的深层意义。     

南诏阁罗凤开通“滇印道”说

唐代宗宝应元年（762）,南诏王阁罗凤向西南征服寻传,威慑骠国,在这个过程中,阁罗凤“刊木通道,造舟为梁”,首次开通了真正意义上的“滇印道”,因而才有贞元宰相贾耽关于滇印路程的记载。过去因受一些似是而非的文献记载传闻的影响,以为这条道路早在汉晋时期就已经存在,反而忽略了阁罗凤开通“滇缅道”的事迹,这恐怕未必妥当。     

胎仙阁小考

钱谦益的《红豆三集》问世后,江苏常熟白茆红豆庄便成为过往人流连题吟之处。年与时移,此庄早在清康熙年间已经面貌全非。如今钱谦益诗提到的“碧梧”、“红豆阁”,荡然无存,惟余红豆树在野田中。人们在那里寻间钱谦益与其门生钱曾等人吟咏红豆的场所——胎仙阁。     

辉县琉璃阁甲乙墓出土铜器的科学分析研究

辉县琉璃阁甲乙二墓出土铜器是研究东周时期铜器文化特征、制作技术以及与周边列国的相互关系等学术问题的重要资料.为进一步揭示甲乙墓出土铜器包涵的科学信息,本文对河南博物院馆藏部分甲乙墓出土铜器进行了科学分析检测.结果显示,甲乙墓出土铜器的材质以铜铅锡三元合金为主,部分兵器、车马器为铜锡二元合金,两类材质的合金化程度均较高.铜器的合金成分与器物类型之间的关系明显,显示制作者已能根据青铜器的用途而选择合适的制作材料,代表了较高的青铜冶铸技术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