辉县琉璃阁墓地国别族属考

本文在众学者对琉璃阁墓地考证的基础上,从辉县所处地理位置与春秋中期到战国初年的政治形势,春秋辉县的"共"邑性质与两周归葬制度,琉璃阁东周墓地性质与埋葬方式,以及琉璃阁东周墓地器物组合与器型纹饰演变四个方面深入探讨,对该墓地特别是甲乙二墓的年代、国别族属和墓主身份,提出了琉璃阁东周墓地作为卫国公室封于共城一宗族的归葬之地的看法.     

明清徽州宗族的分房与轮房——以文书资料为中心

分房是宗族分化的动态表现,联房则体现宗族联合乃至构房成族的重组趋向.明清徽州宗族普遍实施轮房管理,这种管理形式具有相对平等性、独立性和灵活性特征.     

南北方节日习俗中的宗族文化差异探析

南北方不同的节日习俗表征出南北方不同的宗族文化。文章以南北方春节团圆饭习俗、祭祖习俗以及清明节扫墓习俗为例,来说明南北方宗族文化的差异,并对南北方节日习俗之所以表现出不同的宗族文化进行历史、生态环境、现实三方面原因分析。     

客家移民的文化再制——台湾中部客家人的山林生存之道

当客家移民家族远离原乡,跨越台湾海峡,到达台湾之后,随即发现与原乡的环境颇有差异。如何在新环境存活,成了当务之急。于是集中家族的人力、物力,设法在新环境立足。在群策群力的奋斗中,个人知觉被融摄到集体知觉之中。族群在艰苦的生活条件下,养成勤奋、进取并重视集体的族性。移民过程中可以充分体会到：客家家族文化,既具体呈现于祠堂与祭祀活动此类人投身生活环境中的氛围,可视可感;亦可抽象地表现于编修家谱与订定家规族约的文字,家族精神的传承,直接地表露在后代子孙对祖先传说的传述当中。客家移民由原乡到移居地的移民过程,就是不断在定居地建构自身特有的家族文化,从抽象的宗族精神与具体的经济生活着手,没有间断地持续着。     

弗里德曼模式与中国宗族社会史研究

弗里德曼模式是从乡村社会、社会分化与国家一宗族关系视角研究中国宗族社会的。尽管弗里德曼模式存在着忽视中国亲属关系本土性特征的问题,但弗里德曼所建构的中国宗族结构模式仍然反映了中国宗族社会的基本结构特点。近年来对弗里德曼模式的批评并未真正颠覆弗里德曼模式,弗里德曼模式仍然可以作为中国宗族社会史研究的有效理论工具。     

徽州宗族研究研究概述

传统徽州是一个宗族体系,因此徽州宗族的研究是徽州学的基础,徽州宗族的研究也有助于我们加深对整体中国国情的认识,半个世纪以来,中外学对徽州宗族展开了多层次,多角度,多学科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徽州宗族的资料积累也十分丰富,在新世纪开始之际有必要对徽州宗族研究一学术回顾和学术总结,以便在更高的层面上发展徽州学。     

南方追孝鼎铭文考论

南方鼎为西周中期偏早的铜器,其铭文的姓氏特点及祭祀对象“公仲”等内容表明,南方其人属西周名门南宫家族的南仲氏一支之小宗,所做铜器可揭示了西周世族的分宗特点,并结合相关金文和历史资料分析,不同分支在西周社会的生存发展不仅依赖其在家族的地位,更需自身的自强和努力。     

家族、图像与南巡故事——《万笏朝天图》考析

《万笏朝天图》是首幅以乾隆南巡为主题的清代绘画长卷,组织绘制者范瑶系范仲淹二十世孙。根据范瑶著《纪恩日录》所记,该图卷描绘的是乾隆帝首访天平山范氏园邸的情景。雍乾之际,范氏宗族发展每况愈下,危机重重。作为宗族领导者,范瑶力行改革,多措并举重振家风,并试图通过接驾、献图等重建家族与皇权的密切关系。《万笏朝天图》即为江南士人家族与皇权互动关系的见证。     

从同姓到同宗:宋明吉安地区的宗族实践

由于礼制等因素的局限,宋代吉安地区的许多家族虽然是同姓,但各自拥有不同的世系,族谱也不统一,因而即使有欧阳修等著名人物进行修撰族谱的活动,他们也无法成为一个实体性的宗族。南宋以后,以杨万里家族为代表的吉安地区宗族通过建构一个同姓团体认可的"始祖",来达到统一世系,突破礼制中祭祀代数限制的目的。同时,他们还运用家族名人资源,从建立名人专祠入手,逐渐建立起拥有祀产的祠堂,并形成自身独特的宗族文化。吉安地区宋明时期的宗族实践表明,考察宗族问题,"始祖的建构"所带来的世系突破是非常关键的环节。只有始祖成功构建出来,宗族的世系有了一个起点,族谱的统一和祠堂的修建才能顺理成章,同姓才能转变成同宗。随着后世宗法礼制的进一步松弛,始祖认定所带来的世系起点,又被进一步突破,从而演变成为同姓即同宗的局面,此时血缘关系已经变得不再重要,宗族文化成为同姓认同的核心。     

饶平县瓜园社张氏宗族历史与传统习俗考察

为研究客家亚文化,探讨客家聚居中心边缘地区的客家传统社会,笔者选择位于潮州市饶平县北部的客家聚居地瓜园社作为调查对象。瓜园社(即今上饶镇的一部分)虽属客家地区,但其方言、习俗等与客家中心地区有较显著的差别,俗称“半山客”地区,实即为客家亚文化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