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社会与文化的结构过程——珠江三角洲研究的历史学与人类学对话

作为社会经济史研究领域与人类学对话的主要范畴 ,土地垦殖、宗族发展、神明崇拜、户籍制度的演变以及族群问题等 ,都展现了地域社会文化结构的动态过程。历史研究不仅要阐述人们在地域社会建构过程的能动性 ,也需要反省历史叙述本身如何在地域社会建构过程被结构化 ,而这种结构又如何推动和规限人们的行动。     

活着的客家“龙”——梅县南口“兰馨堂”修葺事件调查暨“安龙转火”仪式表演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华南地区宗族化的复兴,地方化人士,尤其是一些有地位、有身份的年长,面对即将消失的宗族化,抢救化的使命感越来越强烈。其中修祖堂,使祖宗的“龙脉”兴旺起来,从而能继续庇荫族裔是近年来很盛行的活动。在粤东梅县一带,修祖堂还盛行举行一种古老的庆典仪式——“安龙转火”。     

清代宗族的兴学助学及其历史意义

宗族为维护和提高其社会地位,创造条件设立祠塾兴学,明定学规,期望众多人才的出现。依赖学田和其他公产的专门拨款,宗族采取多种形式助学。宗族兴学助学富有历史意义,对其自身是强化建设,形成培养人才的机制,从而有持续性和活力。对社会产生多方面影响:族学成为一种办学方式,系续前代宗族事业;促进地方文化教育的发展;传承、发扬前人助学传统,泽及后世。     

天水南宅子古民居的装饰艺术特色

天水市位于甘肃省东南部,地跨黄河、长江两大流域,处于中国南、北方的过渡区,自古就是陕、甘、川战略要地。独特的自然条件和人文环境孕育了这里独特的建筑装饰艺术,以南宅子为代表的古民居院落为西北地区现存规模较大、保存较好的明清民居院落群。     

近30年来皖中村落宗族的复兴与衍变——以舒城县山七镇牌坊村为例

农村宗族自20世纪70年代末复兴以来,发展衍变迄今已近30年。学界关于农村宗族复兴原因的研究也日趋增多。从30年来皖中地区的一个山区村落——牌坊村的宗族发展变化情况,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宗族复兴与衍变过程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即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为传统宗族功能的短暂复归时期,90年代中期以后为宗族观念、行为及组织的变革时期。从两个阶段呈现的不同特点可以看出,宗族的负面影响是暂时的现象,并且随着新的宗族组合形式——网络宗族的出现,宗族在现代化大潮中不会最终消解。     

桑基鱼塘孕育的小桥、流水——略谈顺德岭南水乡的形成

“岭南水乡”是珠江三角洲地区历史上或现存的以连片桑基鱼塘或果林花卉商品性农业区为开敞外部空间的、具有浓郁广府民系地域建筑文化风格和岭南亚热带气候植被自然景观特征的中国水乡聚落类型,即“广府水乡”,之所以冠以“岭南”一词,是便于与“江南水乡”对称。2002—2004年间,笔者以顺德杏坛镇为重点,考察了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一批岭南水乡文化遗存。     

南越国丞相吕嘉子孙宗族结局疑案探究

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汉军攻灭南越国,统一岭南。策动南越国起兵反叛汉朝的南越国丞相吕嘉,已随南越国的灭亡而被汉军诛杀,这史有明;但吕嘉子孙宗族的结局,由于《史记》及《汉书》均无明确记载而成为悬案。目前有关史学作对此问题多避而不谈,但有学认为,吕嘉子孙宗族被迁徙到了汉西南边境的不韦县(今云南保山市境内)。     

明代宁山卫的军户与宗族

明代屯田于今河南境内的宁山卫,分为东、西两屯,驻扎于新乡县、辉县、获嘉县、滑县、浚县五地.其职责以屯田为主,操练、戍防为辅.由明代至清初,宁山卫经历了从设置到废止的演变过程.而隶属于宁山卫军户的获嘉冯氏宗族,在获嘉冯氏族谱编撰、卫所军户同原籍军户的关系、冯氏在地方上的发展以及冯氏与外界的联姻状况等方面均有一定特点.通过对冯氏宗族的考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展现卫所军户宗族之全貌,加深对卫所军户的认识.     

清代徽州族长的权力简论

族长是清代徽州宗族内部的最高领导者,对宗族内外事务拥有较大的控制权。这些权力主要包括宗族祭祀权、族内事务主持监督权、族内纠纷调处裁判权、对宗族经济生活的控制权、对族人的处罚惩治权、宗族对外交涉权等。由于族长拥权较重,徽州宗族在族内制度设计时对族长制订了一些防范、惩罚措施,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遏制宗族自治中的不利因素,使徽州宗族社会秩序沿着相对较为健康有序的轨道惯性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