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与原始造型艺术

本文根据各门类艺术作为文化的构成部分而相互沟通原理,以文化中的遗存性与继承性为立足点,分别从把握外部世界的艺术观照方式和造型——意象的文化内涵两个不同层面,对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与原始造型艺术进行了跨艺术门类的比较研究,为更深入地理解原始艺术和阐释《诗经》的文化意蕴显示出一个新的视角。     

探析读志用志的方法与功效

80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的浪潮,方志文化再度以其独特的风格,作为文化建设中的主旋律奏响在神州大地。社会主义第一代新志书陆续问世,为蓬勃发展的中华大文化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发挥了功不可没的作用。时值本世纪末的今天,如何构建跨世纪文化工程的蓝图、如何拓展新方志文化的领域、如何扩大新方志文化的社会功能等等议题都涉及到读志用志的方法与功效问题,本文仅就此谈些粗浅的想法,以求教于方志界同仁。     

《石门石刻大全》序

本文是作者关于汉中石门石刻的集大成之作《石门石刻大全》一书的自序,述及几十年中从事石门石刻研究和成书的艰辛。本刊发表时对文中个别地方做了删节。     

清气澄余滓 杳然天界高——《魏晋南北朝文化》读后

1994年,学林出版社出版了王仁波先生主编的大型精美图册《隋唐文化》,用图文并茂,以图为主的形式,生动反映了隋唐两代的文化精华,受到学术界及社会各界的好评,并荣膺国家图书奖。大家普遍希望以同样精美的形式对中华五千年文化作系统的梳理和介绍,于是有了出版“中华五千年文化系列”的构想,也就有了这本由南京博物院和中国历史博物馆编撰,著名六朝史专家罗宗真先生主编的《魏晋南北朝文化》。     

重视文物的“文”性

“物”是当代学术界最重要、最基本的概念之一,尤其是与人相关的学科当中,几乎没有不涉及“物”这一特定范畴的。近年来,由于收藏升温与商业运作,“物”成了妇孺皆知的知识与街谈巷议的话题,甚至成了各类媒体与大众流行艺的主题词汇。这也许使得博工作们更多了一份责任,也使得史学家们多了几分担扰。如何以正确的态度认识物也自然成了关键的话题之一。     

斯坦因与吉尔吉特写本--纪念吉尔吉特写本发现七十周年

1931年吉尔吉特写本的发现是继敦煌写本发现后亚洲佛教考古史上的重要事件之一。自从吉尔吉特写本发现以来,国际学术界虽然对其内容的研究日臻完善,但对其发现、出土的过程仍缺乏足够的了解。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是第一个关注吉尔吉特写本的学。他在进行第四次中亚考察期间。在吉尔吉特写本出土后不久。于1931年6月16日至6月22日间逗留吉尔吉特,其间对这次发现进行了全面的调查和记录,并首次将这一发现通过报刊公之于欧洲学术界。本从亚洲考古学史的角度出发。对英国牛津大学包德利图书馆等机构藏斯坦因考古日记、书信件等原始档案资料检查一遍。将其中与吉尔吉特写本的出土发现有关的资料加以整理,按照时间顺序公布于此,旨在为吉尔吉特写本研究提供一些背景材料,主要涉及到吉尔吉特写本的出土地点、出土时间以及吉尔吉特写本在发现之初的转手经过。     

漫谈钱币文章的写作

钱币文章如何写1．写作者需具备的基本素养和条件应具备基本的文字写作能力;具备一定的研究和思辨能力;对中国钱币从古到今的概况有个大致了解;具有较独到的实物和文字材料。     

陶澍和印心石屋

走进两江总督署西花园(煦园),众多清朝旧址遗物、碑题刻扑面而来。沿雨花石径,过鸳鸯亭,掠不系舟,绕荷花池,在园之西南角,即有一望楼式亭台：印心石屋碑亭。入园向北,越六角亭、枫桥夜泊诗碑,在桐音馆之后,花厅之前,棕榈亭之旁,又有巨大石匾一块。碑亭和石匾历经风雨,饱经沧桑,关于它们的来历,还要从两江总督陶澍说起。     

李大钊长联挽孙中山

李大钊曾经写了一副挽孙中山的长联,这是鲜为人知的。这副挽联洋洋洒洒,长达212字,比誉为“海内第一长联”的昆明大观楼联还多32个字。这副挽联的内涵和气度更是不同凡响,俨然是一篇情辞并佳的诔。今笔录之于后,供赏析。     

记民族教育的拓荒者刘介先生

●一个徒步考察壮乡瑶山苗岭侗寨的人●一个牢记孙中山革命必须为人民大众造福的人●一个从政为推出民族学巨《岭表纪蛮》的人●一个拓荒播火为民族教育不畏艰难的人